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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到风险投资的管理决策中,主要讨论了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VC)嵌入社会网络后对上市公司产生的治理效应,从网络位置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网络对企业运营管理的多维影响。风险投资网络由风险投资股东的联合投资行为形成,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经济主体具有信息和资源优势,一方面,网络中的风险投资股东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和社会资本助力企业长久发展,实现价值投资获得长期收益,另一方面,风险投资网络带来的资源优势会助涨管理层的盲目自信,渠道和信息优势在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也会导致风险投资股东的短视逐利,从而做出损害企业发展的行为。因此,风险投资网络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这是本文欲回答的主要问题。现有关于风险投资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的IPO阶段,对企业长生命周期的多角度、系统性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研究主要聚焦在风险投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后的经营管理阶段,选取名列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风险投资机构构建风险投资网络,依次从上市公司的股价质量、盈余管理以及创新能力这三个反映公司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出发,通过对比风险投资持股对三者的影响,凸显风险投资网络对上市公司治理效应的独到之处。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发现有:第一,在上市公司的股价质量方面,以创业板IPO抑价、股价信息含量以及股价崩盘风险三个股价波动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利用不同的样本和模型检验风险投资网络和风险投资持股对于三者的影响差异,得到了如下结论:(1)在考虑了2014年的IPO首日涨幅限价政策后,风险投资网络在创业板企业的IPO定价阶段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有助于显著降低IPO抑价;而风险投资持股对于创业板企业的IPO抑价没有显著影响。(2)风险投资网络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相比于风险投资持股,风险投资网络对于股价信息含量的促进作用更强。(3)风险投资网络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而风险投资持股对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表明风险投资网络在上市公司的股价质量方面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本文认为,风险投资网络集聚了风险投资的筛选和认证功能,降低了IPO抑价,提高IPO定价效率;风险投资网络放大了风险投资的监督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更加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股价透明度和独立性,增加企业的异质性信息,提高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风险投资网络集聚了风险投资对股价波动的风险预警效应,弱化了风险投资持股带来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或代理问题而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第二,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面,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股东后长期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而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除了使用常见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外,本文还计算了研发投入盈余管理这一指标,揭示风险投资从盈余管理角度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研发投入盈余管理主要体现企业对于研发费用的控制,其实质是属于真实盈余管理中的费用管理部分,本文把它单独拿出计算是为了研究企业究竟会不会通过降低研发投入费用以提高真实盈余管理。本部分的研究样本为2006—2017年除金融业、ST企业外的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通过对比风险投资网络与风险投资持股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得到了如下结论:(1)风险投资网络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而风险投资持股同时加剧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2)风险投资网络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持股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盈余管理。(3)当风险投资根据持股周期区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时,在长期持股组,风险投资网络抑制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在短期持股组,风险投资网络加剧了真实盈余管理;而风险投资的长期持股和短期持股均提高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且风险投资的短期持股也加剧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4)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创业板和非创业板后,风险投资网络仅加剧了非创业板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风险投资持股同时加剧了非创业板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二者对创业板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表明风险投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后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并没有很好地发挥监督效应。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持股促使企业进行更为激进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风险投资网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风险投资持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利影响;不论是风险投资持股还是风险投资网络,均不会通过对研发投入费用的减少来进行盈余操纵,这也是风险投资从盈余管理角度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路径;当长期持股的风险投资形成社会网络时,网络集聚了风险投资的长期监督效应,抑制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动机,而短期持股的风险投资网络加剧了风险投资的短视逐名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动机;风险投资的自身特性和投资偏好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创业板企业,对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发挥了明显的监督和管理职能,且风险投资网络弱化了风险投资持股对于非创业板企业的不利影响。第三,在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方面,本文从风险投资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两个维度的指标考察了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的影响。选取2006—2017年沪深两市除金融业、ST企业外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得到如下结论:(1)无论从中心度还是结构洞角度,风险投资网络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具体体现在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以及发明专利创新效率的提高;相比于风险投资持股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风险投资网络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是因为网络集聚了风险投资的“引资”和“引智”功能。(2)风险投资的社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性,虽然风险投资的社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二者优势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3)通过对比风险投资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风险投资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优于结构洞的影响,因此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有动机去降低结构洞保留中心度优势。(4)相比于非创业板企业,风险投资网络对创业板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创新角度来讲,风险投资依旧偏好创业板企业,风险投资网络在创业板企业中放大了风险投资的价值增值优势。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创新地提出了风险投资网络的集聚效应和“凹凸镜”效应。集聚效应表现在风险投资网络汇集了专业的风险投资股东、聚拢了优质社会资源,集聚了风险投资的治理效果。“凹凸镜”效应即风险投资网络像凸透镜一样放大风险投资股东的认证、监督和增值等积极影响: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IPO抑价、更高的股价信息含量、更低的股价崩盘风险以及更高的创新水平;风险投资网络像凹透镜一样缩小风险投资股东的短视和逐名等消极影响:抑制风险投资持股的应计盈余管理动机,削弱风险投资持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不仅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风险投资领域的相关文献,还能够为企业管理层引进优质的风险投资股东、积极嵌入社会网络提供依据,为改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提供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