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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总是与其所处年代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明代景德镇瓷器作为明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器物，与明王朝命运密切关联。明初，景德镇窑工收编到国家匠籍制度中，从事官窑生产。景德镇瓷器被有效的纳入到国家的统治秩序中。为了凸现皇家特权，实行严格的官窑制度，早期官窑垄断了景德镇瓷器生产中最好的工匠和制瓷原料，专供御用瓷器的烧造，民窑不得仿造。明中期，皇室生活逐渐“入奢”，增加了御用瓷器的需求，加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负担；与此同时，民窑瓷器多有犯禁逾制之举，皇室威严受到挑战。晚明官窑制度衰落了，民窑替代了官窑生产，御用瓷器多由“官搭民烧”，民窑瓷器也逐渐突破官窑制度，器用“上下无辨”。晚明的最后时期，官窑“役亦渐寝”，民窑瓷器独步天下。文章以景德镇瓷器的考察为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晚明社会生活异变。1、晚明器用的瓷质化现象以及器用者的价值观念。器用瓷质化要求瓷器生产成套化、系列化，器型使用专门化；同时，许多器形被开发出来，用瓷质器形替代生活中本属于其他材质类型的器用。瓷质化的心理诉求表明器用者追求满足极致生活体验的内在需求，揭示了晚明社会上层尤其是皇室生活“由俭入奢”的深刻转变。也表达了皇室器用需求同景德镇瓷器生产之间的突出矛盾。2、瓷器纹饰的泛俗化与晚明社会世俗风气之变异。着力阐述了瓷器表象之外社会每况愈下的崇奢极欲的世俗生活。晚明皇室御用瓷器纹饰追求“吉祥喻意”向民间习俗靠拢，以至有泛俗和堆砌之感；民间器用纹饰上追求“富贵气息”而犯禁逾制。士人阶层追求“雅趣”及声色之娱，日益沉浸在世俗浮华之中，有媚俗趋向；城市新贵崇尚“文人习性”而不得要领，以至有恶俗之嫌。商贾、陶人为了迎合市场，揣摩文士、市井习俗，“引经据典”、竭尽“搬弄”之能。这一切都在晚明景德镇瓷器纹饰中有所呈现。3、以瓷器的铭文、款识作为晚明景德镇瓷器纹饰考察的延伸视角，进一步探讨了景德镇瓷器与明代社会的关系。瓷器铭文、款识反映出明代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现实渴望，以及商业气息愈浓的社会环境中民众的生存状况。瓷器作为传统的美术学研究对象，通常的研究方法往往着眼于器物本身的图案审美意义的阐述；而传统的文史研究有多从经典史料和社会文献材料出发，阐述历史现象。本文试图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从研究器物的层面着手，以一种既成的客观存在，把瓷器的外在特性——器型、纹饰、铭文和款识作为重要的实证材料，结合大量的文史材料对照图像信息，作深入的历史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图像学的探讨，较为全面的阐释历史文化现象，还原晚明社会生活的情境。本文力求运用学科交叉的论证方法，重点提出器用的瓷质化和泛俗化的观点，通过考察器物——景德镇瓷器的变化，关照明代社会的变迁，阐述晚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