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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是中国海外汉语作家，她的小说涉猎的题材相当广泛，内容丰富，有“文革”记忆的创伤、文化禁忌的挑战、民族寓言的反讽、去西化的东方情色、宗教文化的救赎、全球现代化的反思、女性神话的重造、历史悲剧的改写。这是一场第三世界文学的巡礼，充分体现了第三世界女性写作注重历史记忆的回溯，并且重新书写殖民和被殖民的历史关系。
虹影自1991年起旅居英国，在风靡全球的后殖民文化背景下，后殖民主义无疑为她提供了一个“他者”的观察视角和发言的立足点。从《康乃馨俱乐部》到《上海之死》(1994年-2005年)，虹影的小说创作虽然不曾改变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立场，但是叙述视角由东方向西方转移，逐步通过后殖民文化批判与第一世界展开对话。本文旨在探讨后殖民主义思潮对虹影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意义，并通过比较虹影与同时期的女性写作，勾勒出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发展格局。
全文分三章：前两章根据虹影的小说创作风格前后期的变化，将作品分成两个阶段作纵向比较，分析作品呈现的审美价值取向。虹影出生于1962年，60年代的“文革”记忆在她的成长岁月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致使她自觉地从边缘化的个人视角从事创作，归纳总结前期作品的特质有三：一、以“个人化叙事”写历史，展现中国女性在“文革”时期的边缘境遇。二、通过女性的贞节观与女同性恋等文化禁忌，凸显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叙述。三、采用“民族寓言”引起东西方读者对第三世界女性写作的重视。
《K》写于2001年，标志着虹影小说创作的转型期。这时虹影在西方已居住了十年，对东西方之间的殖民关系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因而自觉地通过后殖民主义视角重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叙述，作品旨在表现中西方文明冲突。简要的讲有三个阶段：一、《K》是对话阶段的作品，作家采用“小本土叙事”抗衡“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提倡的“全盘西化”。二、《阿难》与《孔雀的叫喊》同样立足于本土视角反思全球现代化的危机，目的在于寻找文化身份认同。三、作家最后通过《上海王》与《上海之死》把焦点落实到确立第三世界女性主体的历史坐标。
第三章比较虹影与同时期的女性写作，总结出90年代女性写作的“小叙事”特色，其中包括：“小本土叙事”、“小身份叙事”、“个人化叙事”和“身体叙事”。“小叙事”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性爱书写体现女性写作的个人立场，它投射的是一种权力政治。从虹影、严歌苓的后殖民文化批判，到陈染、林白的第二性文化批判，再到卫慧、棉棉的后殖民文化崇拜，虽然这些女性写作都从性别视角表现两性关系，但由于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不同，所以“小叙事”手法表现高低不一。
不可否认，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以性解放挑战传统道德文明，显露女性意识的自觉性提高了。但两性除了生理性别差异外，两性关系的意义更多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因此，女性写作必须考虑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才是切实可行。无疑，虹影的小说已超越了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性别本质主义的框框，可以说后殖民主义视角一定程度起着淡化性别二元论的作用，使女性写作获得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阅读虹影的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发展，在更广泛意义下，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文本，这对中国女性写作显然具有反思的意义。
从海外汉语写作的发展格局来看，在东方主义的主流话语国度里生存，虹影和严歌苓的创作除了自觉地反拨东方主义外，还包含着对女性话语的认同，这似乎已成为近年来海外女性写作追求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风格。由此彰显了后殖民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写作在汇入世界文学格局时，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确定自己的文学定位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女性写作突破性别视角的局限，而且有助于她们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尤其在面对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课题上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