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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人作为一支独特的汉族亚文化群体,凭借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质所形成的族界标识,在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族后移民的两个族群之间保持和维系着“我族”与另外两个“他族”之间的“双重”边界。作为六百年前明廷在黔中实施“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军事政治行动的历史产物,屯堡人凭借对入黔始祖的族源记忆(本研究将之称为“屯堡记忆”),在与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后移民的交往、互动与博弈中,维持着自己的族群认同与边界,证实着自己现实存在的历史性与合法性。运用复杂的思维方式,本研究视屯堡文化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屯堡人最初形成的动力源自于国家制度,而也是因为失去了国家制度的保障才有屯堡人。屯堡人正是以想象中的“国家”为轴心,构筑了融合血缘、地缘和身份三维一体的“屯堡记忆”为族群的认同中轴,在黔中这个独特的空间场域内,实现了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联,形成了屯堡人这个极具地域性的社会群体。屯堡人也正藉以发轫于复杂系统内在的自组织性为潜在的生命力,在适度开放中实现和完成了族群的构建和文化的生成。本研究选取了展演“屯堡记忆”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活动——“抬汪公”和“地戏”,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活动的组织形态“十八会”和“地戏堂”的人员构成、推举办法、分工方式以及活动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将其组织特征归结为组织系统的开放性、参与主体的自发性、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和组织过程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探究组织形式中内蕴的自组织运行机制,机制运行的非宗族社会结构以及作为自组织运行机制内生力的“文化心理场”。在屯堡这个超越传统乡土社会,实现血缘和地缘相分离的聚落中,具有自组织运行机制的社会组织替代了传统的宗族组织,成为屯堡人文化性生成的主要组织形式。屯堡人以时间向度的“屯堡记忆”为经线,实现纵向历史延绵；同时,以自组织性的社会组织为纬线,实现个体与群体的横向现实整合。在历史和现实所确立的坐标内,屯堡人完成了文化性的生成。而此种过程与教育教学过程同构,是一个全环节的教育过程。屯堡人正是在自组织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之中,以“屯堡化”的历史和道德知识为学习内容,通过自组织学习,在多因素间交互形成的“教育网络”中,完成了“以礼为轴”的儒家行为准则的形成,“以忠为大”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以义为首”的儒家行为规范的养成,最终实现了其文化性的生成。屯堡人正是在这种植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活动中,实现了文化精神的濡染,完成了文化的自我定义,达到了完整生命形成的旨归。对于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现代学校教育,在组织形式上属于他组织。这种形式上的他组织性渗透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控制和规训则成为实现这一他组织外塑特性的主要手段。尤其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这种外在形式上的他组织性不仅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同时也束缚着教师自主性的发挥,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的实现。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促进人自身的发展,而非将人视为工具。人作为复杂生命体的自组织性规定了人发展的主要动力之源在于自身主体性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教学过程实现由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只有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才能实现人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对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而言,由于教育发生的空间场域不同,因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上存在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教育对象都是具有以自组织为内在活力的有机生命体——人。这就内在的规定了无论是哪种教育形式,都需发挥学习者自身的自主性、主动性。只有这样,教育活动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转化,新的精神能量才能生成,人的文化性也才能得以实现,人类的文化也才能得以传递。在此意义上,安顺屯堡的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鲜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