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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作为产权的量化物，是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指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股权战略，即是选择独资经营模式还是合资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对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比例的规定也是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管制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因此，跨国直接投资的股权决策实际上是由投资方与东道国方共同作用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逐年增长，外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模式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从改革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合作经营企业是外商的首选模式;随后的近10年时间，合资经营企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股权模式，“合资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独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比重开始加大，而合资企业的投资比重相应地开始减少。特别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外商明显青睐于选择独资的模式进入中国，独资经营已经成为当前外资进入的主要股权模式。从合作到合资、再到独资的这一演变过程表明，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战略选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外商对股权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因此，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就显得非常必要。 目前，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影响和对策等角度入手分析，而对动因的研究分析则相对较少。而且，这些考虑动因的研究切入点主要是投资方方面的内在变动要求，而从东道国方面的外在因素加以分析的研究很少，而且基本是粗略的定性描述，缺少必要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这就为本文的研究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突破口，也使得本文能够区别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对文章的两个基本概念——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对比分析，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股权策略。然后对有关东道国因素的股权选择投资理论作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上述相关理论作了评述。在此基础上，同时综合前人的分析研究成果，笔者概括总结了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股权选择的7个外在因素，分别是政策因素、市场因素、WTO因素、国家风险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硬件设施因素、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并对这7个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影响效果作了定性分析。 本文的重点是之后的实证定量研究。依据定性分析的结果，同时也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权威性和完整性，笔者选取了8个变量作为影响外商在华投资股权选择的主要因素，并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选择行为看成是这些变量的线性函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1992-2005年的历史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在这些影响因素当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决策的影响力最大;人力资本素质因素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是特别大，但是0.29左右的弹性系数也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我国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也验证了本文引入人力资本素质因素的可行性和正确性;硬件设施因素的弹性系数显示其对外商投资股权选择的影响程度要比定性分析时的预期大，并且结果显示其对独资企业的投资比重的弹性更强，这一点与定性分析的结果不太一致，因此，文章对此作了相应的解释;地理位置因素所显示的结果尽管验证了定性分析的结论，即文化差异程度越大，外商选择独资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一结果与模型引入了虚拟变量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假定了投资方所在国与东道国文化没有交流融合，但这一假定显然忽略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经验因素在投资股权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事实上，当今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大，已经大大缩短了现实的空间距离，网络世界的兴起已经促进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因此，地理位置也许并没有模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么重要。不过这一研究结果至少表明，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由于其经济和社会背景、文化的不同，在FDI进入模式选择上会有所不同。这些结果表明，除了模型未能量化体现的政策因素和国家风险因素之外，其他5类因素都在统计上表现出了对外商投资股权选择行为的显著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