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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探讨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2.探讨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与其生活质量、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3.探讨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与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11月～2019年6月于郑州市四家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育龄期宫颈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量表为: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Reproductive Concerns After Cancer,RCAC)、生活质量量表(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和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Modes Questionnaire,MCMQ)。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AMOS 18.0软件进行路径分析。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主要的统计学方法有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1.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总分为(61.38±5.65)分;各个维度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怀孕能力(11.81±1.87)分,子女健康(11.16±1.92)分,自身健康(10.46±2.04)分,备孕(9.94± 2.19)分,不孕接受度(9.56±3.54)分,配偶知情(8.47±2.68)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文化程度、子女数、生育意愿、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和手术方式最后进入回归方程,能够解释总变异的38.0%。2.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与生活质量的八个维度均呈负相关(r=-0.604～-0.338,P<0.05)。生育忧虑同社会支持之间呈负相关(r=-0.306,P<0.05),同应对方式(面对和回避)之间无相关关系(P>0.05),同屈服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r=0.42,P<0.05)。3.通过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与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路径分析发现,屈服应对方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产生正向影响(β=0.43),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屈服应对方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产生间接负向影响(β=-0.168),提示屈服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生育忧虑之间充当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100%。社会支持可解释屈服应对方式变异量16%,社会支持、屈服应对方式能够解释生育忧虑变异量19%。结论(1)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较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的文化程度、子女数、生育意愿、病理类型、临床分期及手术方式是生育忧虑的重要影响因素。(2)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的生育忧虑影响其生活质量,两者之间为负相关,提示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越高,则患者的生活质量就越低。(3)社会支持通过屈服应对方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的生育忧虑产生间接影响,屈服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的生育忧虑之间具有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