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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理论主旨和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因而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尺度。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使命,本着寻求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道路的初衷,深入剖析人的发展所受种种制约的根源,科学预测了人类从“人的依赖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后迈向“自由个性”的演进图景,规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并科学指明人类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为人类留下一个完整、科学的解放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向我们指示出,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要始终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刚性价值追求。制度原则的确立,体制规范的建设、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应有利于激发人的本质力量、提升人的主体地位、伸展人的自由个性。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迫切需要出发,在对社会主义应如何认识和对待“人”这个根本问题的探索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逐步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的解放和发展之路。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比较科学地解读了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提出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应是统一的,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运动”;探讨了马克思关于实现的人解放的具体途径,如“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变革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民众是变革社会、实现自身解放的主体力量”、“用革命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解放”等,为此后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进行了较好的理论启蒙。毛泽东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和剥削强烈凸显出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时代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视社会主义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并将此确立为革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围绕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一方面充分阐发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作出了理论建树;同时立足于解放人、拯救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斩断了捆绑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提,实现了中国人民解放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飞跃。但受当时中国特定的时代任务、社会发育程度所限,加之主观上的失误,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失误,如集体主义偏向对个人合理需求的淹没、超前的生产关系对人的发展基础的削弱、“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人本悲剧、“多面手”培养中的人本误读等。造成上述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过多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等基本特征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实践中片面追求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的“左倾”的错误,偏离了社会主义人的价值取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拉开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幕,而且也揭开了人的发展的新篇章,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演进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打破了既往从基本物征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中,把满足人的需要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提出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新起点。实践中,他立足于造福人民、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创造了中国人民实现发展的决定性前提——物质财富基础,是中国人民迈向解放道路上的又一次飞跃。他还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了一批以“四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而且还极大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提升了国民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了人的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总体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中国人民要求拓展自身发展丰富性的强烈愿望,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中确认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用清晰语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蕴含的理论主旨;同时,秉承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进一步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提出了人与社会发展“两个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思想,在党的基本理论发展史上初次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大深化与推进。进入21世纪之后,适应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全球的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格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将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明确界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将以人为本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地位,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突破,其显著标志是在党的执政治国理念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另外以人为本还是一种治理原则,从深层次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自觉将既往所追求的人的解放宗旨更加确切地落实到执政治国理念与社会运行机制之中,与现实社会运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这一思想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转变。今天站在新世纪的潮头,回眸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百年中国之路可以看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核心的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秉承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原则,以满腔的人文情怀规划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的发展目标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由模糊甚至偏离逐渐走向清晰,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在实践中,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分别站在不同的逻辑起点、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设计了递进式人的发展目标,圆满完成了特定条件下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的解放和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性、治国理念的与时俱进性、目标设计的时代差异性、实践推进的阶段演进性”等基本特点。但由于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无论是理论的推进还是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程度,皆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状态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在未来实践中应力避将初见成效的东西视为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滞迟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