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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正面的企业声誉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从内部激励方面入手对企业构建并维持正面的企业声誉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更加引起企业对声誉的重视,有助于国内企业思想的转变,有助于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广的知名度和更强的影响力。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企业声誉定义为公众对企业过去的行动和未来的前景的总看法和解释。国外文献对于企业声誉的评价与企业声誉的作用均有较完备的理论与较丰富的实证研究,而中国对于企业声誉的研究较少,未形成整体的研究框架。因此本文从创新点上来说,能够填补国内关于声誉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同时,国内还未有以高管薪酬为角度的关于正面的企业声誉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相关的研究,而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中十分具有研究意义的一个切入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具有创新性。从现有较完整的声誉模型的理论总结来看,企业声誉具有滞后性、长期性、可累积性三大特点。企业声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路径有两条,其中一条从高管立场上看,正面的企业声誉在形成高管的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同时能够作为高管优于他人的经历丰富其履历并为其未来的职业道路铺路。另一条从企业的立场上看,正面的企业声誉一方面能够增强企业内部薪酬管理委员会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声誉较好的明星公司会更多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接受更严苛的审视。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企业声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从高管自身的角度出发,国有企业中的正面企业声誉还为高管提供了额外的政治形象优势和政治晋升预期。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声誉溢价的影响更大;同时,过高的薪酬会产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更为紧密,从而使国有企业受到比非国有企业更加严苛的舆论审视。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2010年至2017年所有沪深股市的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并排除了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数据,获得了1010家公司的8080个观测值。在变量的设计方面,考虑到我国高管薪酬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并不普遍,本文选取企业现金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的现金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形式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变量。企业声誉的衡量则依照一定的标准,选取了在公众认知里被普遍用于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财富》杂志的“中国500强”榜单,以进入该榜单的前100名作为拥有正面企业声誉的标准。除此之外,本文涉及到的控制变量还有企业性质、总资产收益率、股票回报率、营业收入、总资产、账面市值比、企业风险和高管任期。本文以这些变量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考虑了企业声誉的滞后性,建立了基础的面板回归模型,其中固定了因时间变化导致的行业周期性的影响。OLS模型以及面板回归模型均证明了正面的企业声誉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考虑遗漏因素而加入滞后一期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依旧得出了正面的企业声誉与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的结论。为了分别讨论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正面的企业声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效果,本文以是否是国有企业为依据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企业声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效果比非国有企业中的显著性更强。然后,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使用滞后期变量作为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工具变量后,无论是否控制行业与时间的交互项,根据理论提出的两个假设都依旧能够得到验证。在渠道方面,由于时间的局限,本文仅选取了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兼任这一指标证实了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渠道的中介效果显著。为了检验本文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并非单次回归的偶然性结果,本文还从几个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假设不存在矛盾。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假说。第四章为研究设计。第五章为实证分析。第六章为论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