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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时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爵士时代的到来,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中。女性选举权于1920年被写入宪法修订案,美国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理论上得到大幅提高。然而,根植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远非如此乐观。20世纪早期,伊迪丝·华顿、威廉·福克纳和多萝西·帕克均在美国小说界声名鹊起。伊迪丝·华顿(1862-1937),原名伊迪丝·纽伯尔德·琼斯,美国著名女作家,随着《快乐之家》(1905)、《纯真年代》(1920)的出版,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美国历史上-尤其是美国南方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萝西·帕克(1893-1967)成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讽刺作家、诗人,她惯以犀利、讽刺又不失幽默的言辞而远近闻名。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女性的深切关怀,并善于在角色塑造和情节发展中,运用各种反讽技巧描绘不同的女性形象。然而,至今为止,鲜有学者对他们作品当中的反讽策略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分别选取了这三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罗马热病》、《高个金发女郎》,通过分析比较其中的反讽策略,探讨不同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本文聚焦于这三部短篇小说中的反讽技巧,以对其中的三位女性形象作比较分析。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一文中,福克纳主要运用事件反讽和言语反讽,揭示了爱米丽的怪异、极端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美国南部所尊崇的女性刻板印象的强烈反叛,表达了他对爱米丽的同情与尊重。华顿在《罗马热病》中穿插运用不协调反讽、事件反讽和低调陈述,展现了女主人公格蕾斯表面的文弱和实际上为了追求真爱不顾一切的勇气,形成与其自身外貌形象上的强烈反差。而在《高个金发女郎》中,多萝西·帕克则运用不协调反讽、命运反讽、言语反讽技巧,描绘了爵士时代女主人公黑兹尔悲剧性的一生:她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纵观三位女性,爱米丽的人物形象最为刚烈,反叛精神也最为强烈;格蕾斯的反叛则貌似比较温和、讲究策略;相对而言,黑兹尔生活在最为现代化的20世纪20年代,但她的表现却最为滑稽可笑、最充满讽刺。这三位女性最终都没能彻底逃脱命运的牢笼。综上,本文最后指出,虽然1920年女性获得了政治平等,即合法选举权,但是她们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父权制的掌控。每位女性的抗争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当然,她们的每一次抗争都在一点一滴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