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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经济水平和幸福指数联系也愈发紧密,而且近年来“幸福”也上升到理想信念的高度,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们幸福”,人们对于幸福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视,对于幸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然而与幸福指数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幸福指数水平较为落后。虽然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但是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金融市场中来,经济金融与幸福指数的联系日益密切,在此背景下,本文把家庭金融资产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机联系起来,探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如何有效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并使用probit模型研究了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从是否配置金融资产这个角度研究发现配置金融资产（参与金融市场）对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参与配置金融资产更可能享受到经济金融发展的红利,也有可能是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促进社交网络的拓展;然后从金融资产的风险异质性的角度研究发现高风险金融资产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低风险金融资产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居民都是风险厌恶者,对于失去比得到更加敏感,高风险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性可能会使得居民心里压力增大从而降低了幸福感。从具体的家庭金融资产的角度研究发现家庭投资的股票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在银行的存款资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家庭购买的黄金对于幸福感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基金对于幸福感是负面的,但是显著性并不强。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对照其他年份数据的实证结果、更换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和倾向匹配得分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所有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均支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研究发现,从是否配置金融资产角度来看,配置金融资产对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促进作用在1%水平下显著,而对于城镇居民则并不显著,此外配置金融资产对于学历高的居民及高收入的居民的幸福感促进作用也更强;从金融资产风险异质性角度来看,高风险金融资产对于城镇居民、学历低的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抑制性更强。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即年龄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此外,党员、女性、已婚、健康、收入、资产、房和车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男性、家庭规模和负债均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