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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的政策实践中，居民消费一直被视为维持经济稳定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自199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却持续走低。发展到目前，“消费轻、投资重”(方福前，2005)已经成为各方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难题。本文的全部内容就是试图揭示这一不合意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根源，以及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宏观后果，希望能够借此为我国反思过去的发展得失，确立“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个视角的启示。 与目前主流居民消费理论的基调一致，现存的我国居民消费研究绝大部分坚持:市场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传统保障体制的逐步解体，是我国1992年以来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经济主体对“风险”的感受只有相对于其所持有的“财富”来说才有意义。这些分析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强调纵向风险增加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绝对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实际上，一个与风险相匹配的收入和财富持有水平才是保持居民消费倾向稳定的关键。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1990年代以来出台的改革措施在使居民自身承担越来越大风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改善居民收入状况的配套措施。结果，在我国经济依靠高投资维持高增长的同时，居民部门对经济成果的分享比例却越来越小。换言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所承担的风险和其收入（财富）大体是匹配的话——事实上，虽然这段时期市场化急剧推进，但居民消费依然保持了良好态势，那么，90年代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则是风险承担水平过快增长，而收入（财富）水平不足以应付这一事实在宏观居民消费行为上的反映。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因而，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过低更准确地说其实是劳动报酬及其增长水平过低的结果，其反映的是要素市场上劳动要素谈判能力的低下。令人深思的，在我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改革过程的国家，要素市场迄今为止仍然受到政府的较多干预，这样一种劳动报酬状况可能恰恰反映了政府的某种主观政策取向。对我国劳动市场的初步分析证实了这种推断:为维持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政府对劳动成本的“过快上涨”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其他学者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克鲁格，1987: p.194;戴约，1991;戴约，1996;布雷德福，1996; Kuruvilla，1996等）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判断:对劳动力成本的控制在我国引以为榜样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高速发展时期均无一例外地存在。 如此一致的政策取向应该绝非偶然。在对经济发展（增长）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本文发现，这种抑制劳动成本上涨、以及最终（在事实上有意无意地）演变为抑制消费政策的思想源头，其实不过是经济发展（增长）理论在“储蓄(三)投资”传统恒等式下强调供给方作用、忽略需求方作用的“资本（积累）优先”(袁钢明，2005d)观念。不可否认，小国经济（包括一个幅员广大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可能通过抑制内需、努力开拓外需，利用所谓的外向型经济来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然而，对于任何足以影响贸易条件的大国经济来说，则不可能在长期依赖外需的情况下获得可持续的增长。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东亚小经济体成功经验理论归纳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由于对积累作用和低廉劳动成本优势的特别强调，使得其在我国自觉不自觉地被过度推进了。这直接构成了我国1992年后劳动报酬受到抑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消费倾向下降的根源。 这种比较优势过度推进的战略造成了严重宏观后果:由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所导致的最终消费率偏低，使通货紧缩始终如影随形;相对于过低的最终消费率，过高的投资率使宏观经济动态无效率;过高的投资率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使外贸依存度畸高;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而不遗余力地出口，在带来巨额外贸盈余的同时使我国陷入“高储蓄两难”(Conflicted Virtue)麦金农(R.I.Mckinnon，2005)困境。 本文的全部逻辑表明:对于大国经济来说，始终应该把国内居民消费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力量;对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来说，需求方的作用像供给方一样不容忽略;与投资相比，消费甚至是在长期内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更为根本的力量。因此，在我国目前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应当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稳定居民需求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与现存单纯从风险角度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给出解释，以及由此引导出的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缓解风险、刺激消费的政策含义不同，本文从收入-风险可匹配性角度给出的解释表明，对于“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国家信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侵蚀和贬损的转轨经济来说，唯有居民自身收入和财富的稳定增加才会使其拥有安全感，所以，至少在目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其消费行为的正面影响会比社会保障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