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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苏北区党委(1953年前)、中共江苏省委(1953年后)和江苏省水利厅,关于治理淮河、沂沭泗水系的战略决策形成的背景,治理规划的制定,重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与付诸实施,论述“大跃进”对苏北地区水利建设的特殊影响,以及水利建设中的社会动员问题。江苏省苏北地区地处黄海之滨,位于江、淮、沂沭泗三大水系的下游。自南宋年间黄河夺泗、夺淮事件发生以后,古淮河和古沂、沭、泗河的水系被打乱,失去了原有的入海出路。由于淮、沂、沭、泗诸河出水无路,位于下游的苏北地区,成为诸河泛滥的众矢之的。所以,黄河夺淮是造成苏北地区水利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本文第一章所阐述的主要观点。第二章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有关治理淮河的决定,以及1949～1957年间苏北地区对淮河水系的初步治理。黄河夺淮以后,淮河因出水无路,滞蓄形成洪泽湖。洪泽湖以下,出水无路。因此,治理淮河,必须在洪泽湖上做文章。1949～1957年间,苏北地区先后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兴筑了洪泽湖的控制性工程三河闸,整治了入江水道,兴建了洪泽湖蓄洪工程,从“蓄”和“泄”两方面入手,全面解决淮河下游出路不足的问题。经过初步整治,形成了“一湖两河”的控制局面,使洪水得到了一定控制。第三章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治理沂沭泗水系的战略措施,以及导沂整沭工程的实施。沂、沭、泗河原是古淮河的支流,黄河夺泗侵占了泗河入淮的故道,使沂、沭、泗河脱离淮河水系,成为独立水系。变迁后的沂沭泗水系,亦因出水无路而频频泛滥。华东局水利部制定了导沭整沂的治理方案,开辟新沭河使沭河直接入海；又按照这一思路,自骆马湖出口嶂山闸至燕尾港入海口,开辟了新沂河,引沂河洪水直接入海。这样,沂沭泗下游有了多条入海出路,减轻了徐淮地区的防洪压力。第四章关注里下河“锅底洼”的治理。1950年代中前期,通过整修堤防、联圩并圩、兴建沿海挡潮闸等措施,集中解决里下河洼地的内涝问题,为1960年代里下河地区的综合治理创造了条件。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功”与“过”两个方面,论述“大跃进”对苏北地区的水利建设的特殊影响。一方面,1958-1960年间,苏北地区兴建了一大批骨干工程,特别是“淮水北调”和“江水北调”两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施,将江、淮、沂沭泗三大水系沟通,实现了水源的互调互剂,奠定了全省水系的新格局；这个时期兴建的大量的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保留了下来,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水利方面所开展“河网梯级化”运动,是江苏省“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这场运动集中体现了“五风”的时代特征,不仅留下了很多遗留工程,更使广大的苏北农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并为随后到来的经济困难和大饥荒埋下了隐患。第七章紧承前文,阐述1960-1966年间,中共中央及江苏省在水利方面的调整政策。这一时期的工程重点,在于兴建续建和配套工程,以解决“大跃进”时期的遗留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是这一时期苏北地区惟一的新建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是江水北调的源头,具有调水、灌溉、排涝、泄洪等多方面的功能。自建成以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当代苏北地区的水利建设,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即水利民工；还涉及被征地户和搬家户的动员和赔偿、安置问题。第八章就来关注水利建设中的社会动员问题,包括民工的动员、组织和施工管理方式,工资标准问题,以及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与办法、水利移民的安置问题。本文提出,社会动员是水利建设的重要一环,1950年代初期苏北地区水利建设中的社会动员,规模大、水平高,且行之有效,是各项重大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和按时完成的保证。“大跃进”打乱了社会动员工作的正常进行,直到1960年代初期,社会动员才重新回到正轨。综上所述,1949-1966年间,苏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解决的淮河下游和沂河、沭河下游的出路问题,调整了局部的水系,兴建了大量的田间沟洫工程,改变了全省的水利面貌。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的开发和自然条件的恶化,我国水旱灾害呈现出频发和交替发生的局面。苏北地区的水利条件虽得到根本的改善,但是洪涝灾害的威胁尚未得到彻底地解除,水旱灾害仍然是制约苏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苏北地区应当吸取以往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现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之上,继续改进和完善水利条件,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