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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东方”的特殊性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以此为依据,共产国际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度作为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封建主义残余的统治根基,从而明确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共产国际的论述与列宁的思想精神相一致,涉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像中国这一类东方国家的革命实际,为中国这类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战略方向。共产国际正确地提出了以没收分配土地的方式来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战略构想,又错误地寄希望于国民党来完成任务。共产国际对“土地革命”设想的实施方案：其一,造就“新”党,从党纲上着手造就一个以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纲领的“革命的雅各宾”的国民党。其二,改造“旧”党,由苏俄代表和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向左转”实行“土地革命”。其三,倚重左派,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导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或者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由中共发动“平民式”的农民群众的直接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战略起初是不以为然。受中国传统和共产国际两方面的影响,中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着或深或浅、程度不同的认识,但并未将农民问题作为革命政策的中心问题,对农民在革命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尚有差距。况且,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并不赞同共产国际的“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指示。在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中共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发展,在理论上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从而在“土地革命”的战略方向上逐步形成共识。但是,中共党内对于“土地革命”具体的实践路径仍存有争议,对于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在大革命时期的极个别地区,农民自发地开始分配地主土地,同时指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赞成。这个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土地革命”路径与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相一致,但很快为反动军阀所镇压。八七会议将“土地革命”确立为党的总方针,这个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土地革命”新战略,为实践路径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也是共产国际战略的延伸,因为这次会议在相当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八七会议前后,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了大小上百起武装暴动,结果却是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这个通过“城市暴动”来实现“土地革命”的路径也是完全行不通。这些“不成功”的探索,清楚地向共产党人表明：“此路不通”。毛泽东在秋收暴动失败后落脚井冈山,将“土地革命”依托于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土地革命长久、持续地进行下去找到了支撑面。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不断完善土地革命政策,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土地革命”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在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在工农武装力量的拥卫下,以农村为大本营,以农村为全党工作重心,发动农民开展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的革命斗争,最终变革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道路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农村游击战争、离开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无从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活动。不可否定,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战略构想上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起到了一定地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实践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所开创这种三位一体的“土地革命”道路,完成了共产国际最初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略目标,其实现路径有时和共产国际的设想雷同,而最终却相去甚远。这个中国式的“土地革命”实践路径真正切合了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真正解决了中国农民土地问题,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