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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著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