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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显现在人类面前的任何事物都属于现象(appearance)世界，都属于现象性。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哲学——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在我思中，也不同于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阿伦特认为主体同时也是客体，一切东西的共同特点就是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伦特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她认为公共性实质是政治性，只有在公共领域中人们才能展开自我。胡塞尔的现象学显然是偏理论的，即使其后期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只是本真认识和严格科学的根基，并没有丝毫政治的意味。海德格尔虽然提出了“共在”，但他认为“共在”是“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应当听命于更高的“思”的生活。在阿伦特看来，理解现象世界意味着试图发现人类居住其间的世界的特性。她的现象学的旨趣在于使公共事务领域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并且试图捕捉公共事件的内在意义。她的对三种基本人类活动的划分以及公共领域这一范畴都很有原创性，我们从其分析中能看出她在政治思想的建构中对现象学方法的应用。阿伦特对政治现实有着深刻的关注，对极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呼吁人们参与到政治中来，提高政治意识，在行动中展现自我的独特性，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