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课程形态即课程的物理表现方式,又可以形象地将其喻为“课程的面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不论是课程的“可能存在形态”,还是课程的“现实存在形态”,都深受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然而,技术究竟是如何作用于课程的?技术条件又是怎样影响课程形态变革的呢?本论文针对上述问题,立足“社会建构”的视角,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课程形态嬗变的过程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基本命题。 首先,从哲学的一般意义上看,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改造可能是“技术决定”的结果,亦可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具体到教育领域中,特定阶段里某种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课程的载体并由此诱发课程形态的变革,这并非是技术的自然属性和内在逻辑使然,而是社会诸因素相互“磋商”的结果。这是因为:教育是一项以育人为宗旨的社会活动,社会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而课程作为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教育的社会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课程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不仅规约课程内容,而且也深刻影响着课程形态的选择。概言之,技术对课程的武装过程充分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多种社会因素的互动与博弈,任何课程形态都是社会意志建构的产物。 其次,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没有哪一项技术是专门为了课程而创造的,那些被课程选择、纳入并量终成为物质载体的技术都是独立于课程而事先存在的。因此,课程形态的产生是一种对已有技术再加工、再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无不受到当时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并被深深镌刻上人类理性成果的烙印。进一步考察后发现:随着技术的发明和改良,新型的课程形态取代之前的课程形态,这并非是所谓“先进、文明”对“落后、原始”的超越,而是社会历史条件与人的理性相遇、碰撞的成果,即福柯笔下“知识权力”的产物。换言之,课程形态嬗变的过程恰恰正是社会力量对技术建构的过程。 再次,从教育活动的实践层面上看,技术对课程形态建构的现实路径可以分为“突变取代式”和“渐进完善式”,技术对课程形态建构的系统构造表现出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基本趋向,技术对课程形态建构的模式主要包括“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用户主导”三个基本类型。透视上述每一个“操作性”议题都不难发现:课程形态的技术变革无不集中体现出社会力量的纠集与互动。 展望未来,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里,技术建构课程的主流方向直接指向了数字化课程的研发。作为新时期社会建构目标的数字化课程,亟待就技术媒介数量与课程质量提升、技术力量整合与课程效能优化、技术物理特性与课程内容配置、技术应用与教育教学改革等新问题和新矛盾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