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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考察17-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政策变化入手,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和比较分析及计量史学的方法,全面分析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并探讨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不仅仅是两国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更是两国国内需求减少的结果,还与其他因素有关;本文还论述了两国对贸易的有效管理措施。 全文分九章,第一章是关于本论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评述。首先指出本论题研究的意义、目的,目的是鉴古知今,在全面考察清代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为现代中日贸易关系的新发展提供借鉴。其次对本文所用的主要参考资料作一介绍和评述,有中文、日文和其他资料。接着指出本文的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分析两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贸易政策,并把它和两国各自对其他国家的不同政策(中国方面前期的外国关系主要是俄罗斯,日本方面主要是荷兰)加以对比,从中分析其特殊性;然后对这一时期两国的贸易情况分进出口船数、进出口商品的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我还把由中国商船运到日本的书籍当作特殊的商品来分析,因为进入日本书籍的数量、价格、畅销情况和在中、日两国的悬殊价格及有关商人获取的巨额利润,使其作为商品的功能也突出的体现出来。贸易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制度,这其中既有两国政府的宏观管理,又有贸易商人、贸易地点的自身管理,因而本文接着对贸易管理的问题作一探讨。最后,考察两国的主要贸易港口(如宁波、乍浦、长崎等地)的有关情况。 第二章考察十七世纪中期以前(即清代以前)的中日经济交往情况,主要是七世纪以来(即唐代开始)中日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源远流长的中日经济交往是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清代在以前中日经济交往的基础上,有继承,更有发展和创新。 第三章从清代对外贸易政策、日本外贸政策、影响两国贸易的其他因素(诸如造船技术的进步与否、西洋诸国东来的影响、贸易路线与海盗)等方面分析十七世纪中期——十九世纪中期中日经济贸易的主客观条件。两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影响两国贸易能否正常进行的主要因素,随着两国贸易政策的逐渐紧缩,两国的贸易也逐步呈现下滑倾向。另外,造船技术的进步与否、西方国家的东来、海难和海盗对两国贸易也有明显的影响。 第四章对中国赴日贸易商船数进行分析,并把它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船数比较。指出在1684-1714年的30年间,是中国赴日贸易商船的高峰期,年均达80.3艘,在此阶段以前和以后,商船数则较少,这和两国间的贸易量是一致的。 第五章至第七章,分析中日两国进出口商品的情况,其中第五章考察中日间贸易的清朝进口商品情况,着重分析代表性的进口商品铜斤,分析了清朝政府进口大量铜斤以及又从乾隆初期开始逐渐减少的原因,清朝政府进口大量铜斤是由于国内铸钱大量急需铜斤作为原材料,在以云南省为主的国内铜矿大量开采后,加之进口铜斤的价格昂贵,对从日本进口铜斤的需求自然减少了。这种变化的界限也可以定在1684-1736年这一时期,清朝年均进口铜斤在4,000,000斤以上,在此之前和以后,没有这样高的进口量。 第六章研究中日间贸易的清朝出口商品,以丝斤和书籍为个案。丝斤及其制成品是日本国内市场的畅销商品,也是清朝出口、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但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丝织品质和量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丝斤贸易就转为书籍和其他商品所替代。书籍在清代中日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商品,它在出产地的价格和在销售地日本的价格差距很大,商人们从中获取的巨大利润可以和其他商品相媲美,甚至更高。 第七章考察中日间贸易的日本进出口商品,重点在日本幕府禁止进出口商品的研究,这是对中日贸易中进出口商品情况的补充。 第八章分析两国对贸易的有效管理措施。清朝政府对日贸易的管理是严格的,它不仅设立了严密的海关管理体制(包括任命海关官员,征收关税等),而且对商船进出港口有一整套管理制度。日本幕府由于实行锁国制度,把唐船贸易港口严格限定为长崎一港,不仅设立严密的贸易管理机构,而且对进出长崎港口的商船的管理也逐渐形成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 第九章分析中日两国间贸易的主要口岸宁波、乍浦、长崎等港口的情况。它们成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口岸的优越条件。 最后把本论文所用参考文献和这一时期的事涉中日和世界的重要事件作为“附录”部分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