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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人寿保险是舶来品。它伴随着列强的侵略进入我国,为外商开展对华贸易及投资活动提供保障。其起步时间晚于财产保险大约三四十年。1846年,英国永福和大东方两家保险公司率先登陆中土,开展人寿保险业务。随后,各国保险商纷纷效仿,相继在华增设寿险机构,经营寿险业务。这些外来寿险公司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获特权的庇护,依托保险经营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竞相利用在华代理人向各沿海口岸和内地商埠扩展分支机构,扩张寿险业务,掠夺我国资财。
为了抵制外资独霸我国寿险市场,维护民族利权,民族资本家开始自办寿险。至清末时,已有华商寿险公司6家。民国以降,自办的寿险业逐步发展。1912——1932年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的华商寿险公司就多达25家,这些寿险公司大多将业务拓展到了内地商埠。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沿江工厂企业随之内迁,客观赋予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契机。与之相应,大后方各重要城市的保险业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重庆的保险业发展尤其迅速,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成为大后方保险业的中心。
在此时代背景下,战时重庆的人寿保险业亦获得了发展机遇,加之国民政府为吸收社会游资以保障抗战建国,倡办寿险,力主推进人寿保险业,促使战时重庆的人寿保险业发展步伐加快,寿险产品不断丰富,寿险资本实力不断增厚,更重要的是寿险市场的竞争主体增加,寿险业规模壮大。国家资本寿险机构如中央信托局保险部、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先后从上海迁至重庆。国内实力雄厚的民营公司-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也将业务重心转移至重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主要是以重庆为中心推展寿险业务；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则利用以重庆为中心的营业网络将寿险业务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抗战后期,伴随重庆经济的恶化、工业生产萎缩、商业虚假繁荣、恶性通货膨胀严重、人民购买力降低,重庆人寿保险业的发展渐趋缓慢。
本论文除了纵向评述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寿保险业,还横向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两家国家资本性的寿险机构——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做了较为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比较评述,以此管中窥豹,由小见大,进一步论述抗战时期重庆人寿保险业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不足。在战时重庆的4家寿险机构(公司)中,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的资本实力最为雄厚。1941年,中央信托局依据保险业法的规定,将其保险部寿险办事处单独划出,成立了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自成立后,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直面寿险业务所处的困境,积极改进业务,废除佣金制度、训练外勤人员、加强寿险宣传、简化办险手续、大力拓展寿险市场,创造性地开展免验身体的国民寿险和团体寿险。其所举办的公务人员团体寿险和重庆市厂矿职工团体寿险开国内寿险业务之先河。本论文从其业务概况、推进业务的举措以及主营寿险产品(公务人员团体寿险、重庆市厂矿职工团体寿险)等具体方面切入分析,以期反映战时重庆人寿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自1935年起专营保额小、不验体的简易人寿保险。为了说明重庆简易寿险发展在整个抗战时期简易寿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论文纵向阐述了抗战时期简易寿险的展业历程。为了具体考察战时重庆简易寿险的推展情形,本论文还从重庆邮政储金汇业局分局保险股的设立及展业情况、重庆分局办理部属各机关员工团体寿险、策动全市各业同业公会推广普通团体寿险、试点举办重庆市按户投保简易人寿团体保险等几个方面做了深入探析,以期间接反映战时重庆人寿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此外,本论文还引申探讨了战时邮政储金汇业局经营简易寿险十分严重的亏损情况,并进行了因为分析,以此折射出简易寿险在战时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本论文引申评述抗战时期重庆人寿保险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其主要特征,以此透视抗战八年的非常岁月对重庆人寿保险业影响的双重性:既赋予其发展的契机,也使其注入了鲜明的战时色彩,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