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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有的过度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瓶颈问题,原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开始大幅上涨,环境和社会负担都即将达到一个临界值。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离不开反映资本和劳动融合程度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体现式技术反映的是现实生产中运用的技术。但就目前而言这一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程度无法解决上述的瓶颈问题,更加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在于进一步推动体现式技术的进步从而提高中国整体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因此对原有技术进步特点的经验分析就很有必要,在掌握这一特点基础上,我们能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加速这一进步过程。 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某个部门投入结构的变动一定程度反映了该部门的技术变动。这里技术变动的定义遵循的是投入产出理论的标准,即任一产出部门的任何投入量的变动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形式的产生。这一定义与体现式技术的定义较为一致。 分析结构变化是投入产出理论的重要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析方法。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本文选择交互熵这一方法来反映不同产出部门投入结构的变化。利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进行多样性分析,进而更深层次的了解这种变化的内部结构。交互熵法的熵值体现了同一产出部门在不同时点上投入结构的相对变化程度,避免了其他方法由于基年投入产出表选择的不同所带来的误差。本文扩展了原始的交互熵模型,将其应用从“产品—部门”模型扩展至“部门—部门”模型,并以此实证分析中国的情况。由于中国年度投入产出延长表的缺失以及价格向量的不可得性,本文因而无法得出更有价值的随时间变化的交互熵值的变化过程。本文下一步的发展可以从这一角度展开。多样性分析的目的可以通过交互熵模型的适当转化实现。在多样性分析中,本文按照三次产业标准和产业链标准对各产出部门的28个投入部门进行了分类。 经过实证分析,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各产出部门投入结构自1987年至2007年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更深层次的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将20年分为四个阶段通过表表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每个阶段存在的特有的结构变化特点。第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来自以商业为代表的服务性产出部门的重大变化,从某个角度而言,正是这些部门的先导变化启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为下一阶段的结构变化作了制度和需求的准备。第二和第三阶段具有一个共性,即制造业投入结构的加速变化,正是这一阶段制造业的进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第四阶段中国经济的体现式技术变动水平下降,制造业的投入结构变化不大,侧面说明在技术引进到一定阶段后,整体经济缺乏有力的自主创新,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经济投资较多的水、电、气供应业和建筑业。 在以三次产业为标准的多样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92至2002年的十年中,产出部门的投入结构变动主要发生在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的内部,而不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上。在对各次内部组成变动的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一内部结构变化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因此可以推断,这十年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第二产业投入上。 同时我们还能够发现以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为主导的产出部门往往是我国经济中原来发展的不好或者其技术依赖外来技术引进过大的部门,如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而那些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占主导的的产出部门主要是我国比较成熟的产业,如纺织业等。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越技术薄弱的部门吸收应用新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会越“革命”,越革命的变化越会是通过三次产业之间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的。 从产业链角度进行多样性分析,能够确定链结构变动和环节内变动存在一个一般趋势:在1987-1992,链结构变动占主导地位的产出部门占多数;而在1992-1997出现了逆转,链结构变动占主导地位的只有1个产业;在1997-2007,链结构变动占主导地位的产出部门开始逐渐增加。同时,本文认为链结构变动的带来的影响更大,涉及到的是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更大水平的变化。 在1987-1992,无论在产业链的哪个位置,链结构变动占主导地位的各产出部门的变化都集中表现在机械设备使用的增加和以服务业为主的其他产业投入的增加上。但这一增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其他产业的份额增加远大于机械设备制造业。其中的原因离不开中国经济内需市场的初步建立和竞争的加剧,可以想见的是其中最为剧烈的变化发生在与流通体制和市场形成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商业上。 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投入应该更多的倾向制造业和基础科学研究,努力实现革命性技术的自主突破。降低对原材料的依赖,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和节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