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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环境话语合法性的增强,农村的环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暴露：成百的“癌症村”,各种各样因为铅污染而导致的“中毒的村庄”。在这些有关环境的新闻中,充满着人与人之问的冲突：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冲突、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等。人类学家Timura将这种环境冲突视为一种“连接体”：它将不同的群体凝聚到一起,共同参与问题的进一步界定和精炼化。然而,根据东村和王庄的田野,这种“共同参与”并非平等的发生。相反,它们是农民进行积极抗争的艰苦过程,是农民的环境抗争与国家话语相整合的过程。在农民进行环境抗争的过程中,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在学理上,笔者选取“知识与权力”作为切入点,对这种限制进行分析。首先,在农民的环境抗争过程中,如何证明自身遭遇到的污染是个迫切的问题,而且对污染的证明将关系到他们环境权益的维护程度。在这里,笔者将“知识”划分为村民的感官体验和地方政府的“审判性真理”。“审判性真理”(Juridical Truth)由福柯提出,指那些判断何为真实的知识体系,它与权力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知识形式。在传统社会,那些拥有社会力帚的证人证言被认为是“审判性真理”,在处理纠纷中具有优先的合法性。然而,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监控技术的发展,“审判性真理”转变为由监控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件、报告等。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农民环境抗争的语境中,它意味着农民对于污染的感官体验难以被认可。相反,那些由现代治理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形式,比如环境检测报告、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等,在环境诉讼中具有优先的合法性。这种优先性体现了现代治理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还表现在权力对于科学的操作：地方政府以“科学”的名义对农民环境抗争的合法性进行否定。吊诡的是,权力对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即环境监测、检测报告如何呈现取决于地方政府保护对象的边界如何确定。其次,权力的压制与反抗之间相生相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不断压制,加剧了抗争精英在反抗中的道义感。一方面,农民环境抗争的过程是他们不断搜集证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断学习对合法知识的运用,比如利用数码相机对企业的污染过程进行照相、录像等记录,对村庄里的癌症患病人数或者是儿童铅中毒的人数进行初步的统计,或者突破地方政府的干预到其它地区的环境检测站、医院等寻求污水检测、血铅检验等证据。另一方面,农民环境抗争过程也是他们对地方事务的不断公开、揭露的过程。为此,他们通过积极的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寻求上级政府和公共舆论的关注,从而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在知识/权力的视角之下,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困境并不仅仅来源于那些“看得见”的政治压制,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那些“看不见”的知识生成。单从农民环境抗争的角度来说,这些知识生成包括根本意义上的对自然的“客观化”。这种“客观化”的技术表现为环境治理中的环境监测、检测,即将环境要素中的空气、水、土壤等划分为符合标准、不符合标准等层级。与此类似的,人口的癌症发病率、铅中毒人数等也被划分为正常、非正常。由这种追求“客观化”而生成的知识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相反,它们转变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专有知识”——这些由权力所生产出的“专有知识”保障了政治经济的顺利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关于自身所遭遇的污染与受害的感官表达越来越无力。为了更为有效的认识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认真地对待普特南所提出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他认为人们一直所认为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这个命题是缺乏依据的.事实上，事实与价值之间相互依赖在这样的脉络之下农民对污染的体验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承认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