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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以下简称肝癌)是世界第六大癌症，癌症死因居第三位，而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占到90％以上。手术切除仍是目前治疗HCC的首选手段，但较高的术后复发率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1]。规范化治疗术后复发HCC已成为降低HCC患者死亡率的关键。我国大部分 HCC 在肝炎后肝硬化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复发性肝细胞癌(Recurre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HCC）患者在经历各种局部治疗后，肝功能受损加重，多无法耐受再次手术[2]。近年来超声成像（Ultrasonography, US)引导下经皮经肝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以创伤小，疗效确切，对残余肝功能储备的影响不大而为临床广泛应用。但是US空间分辨率低，对于隐匿及存在肝硬化背景的微小病灶存在定位困难 [3]，因而在引导RFA治疗时，具有脱靶或消融不全风险。超声融合成像系统虽然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然受设备、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CECT)/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图像获取等困扰，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能清楚显示肿瘤边缘、形态及卫星灶，并能显示肿瘤内部微血管灌注情况，因此有助于 RFA 准确定位靶目标肿瘤、制定消融方案[4]。本研究课题紧跟目前研究热点，分组将CEUS引导常规US未显示RHCC射频消融与常规US引导常规US可显示RHCC射频消融后1、3、6月的残留/复发情况进行对照，比较了两组病例RFA后近期疗效。 目的： 探讨CEUS靶向定位引导常规US显示不清RHCC射频消融的应用价值。 探讨CEUS动脉期最大径对常规US未显示RHCC近期疗效的影响。 方法： 2013年5月～2017年5月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超声科CEUS引导常规US未显示RHCC患者108例113个病灶行经皮经肝射频消融为CEUS组，所有病例均有典型CECT/MRI影像学表现，并经CEUS在相应位置检出，所有病例CEUS动脉期强化最大径（最大径）≤5.0cm，按病灶最大径进行分组，最大径≤3cm为C1组，最大径＞3cm为C2组；常规US引导常规US可显示RHCC患者88例94个病灶行经皮经肝射频消融为对照组(US组)，所有病灶RFA前均行CEUS检查，所有病灶CEUS动脉期强化最大径≤5.0cm。分别于RFA后1个月、3个月及6个月复查CEUS/CECT/MRI，比较两组病例RFA后近期疗效。 结果： 1.CEUS组与US组RFA后近期疗效比较：CEUS组RFA后1个月检出3处残留复发灶，3个月另检出4处，6个月另检出6处；US组RFA后1个月检出1处残留复发灶，3个月另检出2处，6个月另检出2处。RFA后1个月、3个月、6个月两组间疗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5，P=0.85，P=0.41）。 2.C1组与C2组RFA后近期疗效比较：C1组RFA后1个月检出1处残留复发灶， 3个月另检出1处，6个月另检出1处；C2组RFA后1个月检出2处残留复发灶，3个月另检出3处，6个月另检出5处。RFA后6个月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RFA后3个月、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P=0.001）；RFA后1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3）。 3.CEUS组最大径与RFA后6个月内近期疗效的ROC曲线分析，最佳截断值为2.95cm，此截断值曲线下面积（AUC）为0.90，敏感度92.3％，特异度84.0％。 结论： 1.CEUS 靶向定位能准确定位常规 US 未显示 RHCC，可实时监测射频进针过程，提高穿刺准确性和安全性，具有明显优越性，是常规US未显示RHCC患者一种有效和可行的治疗方法。 2.肿瘤大小与常规US未显示RHCC射频消融后疗效密切相关。肿瘤直径越小，预后越好；肿瘤直径较大时，需采用多电极RFA，受强化时间所限，布针精确度下降，不易保证各消融区之间达到有效重叠消融易致残留复发。 3.常规US未显示RHCC在最大径≤3.0cm时射频消融疗效最佳，术后应定期复查以及时发现复发残留灶，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