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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性质、正确地处理案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目前，法律调整方法的研究还有助于探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如何改进、完善和创新法律调整方法，充分发挥法律调整的功能，提高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基于法律调整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和法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薄弱，本文在简要回顾前苏联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调整方法问题初步论述的基础上，以法律调整的若干基本问题以及法律调整方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和理论目标。 在结构上本文共分六章进行分析和阐述。 第一章为法律调整方法概述。法律调整方法的研究首先需要解决法律调整方法的基本涵义、特征、分类、法律调整方法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法律调整方法是对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特定方式即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的方式、手段、机制和类型的总和，它回答的是法律怎样对它的调整对象施加影响、发生作用的。法律调整方法基本上取决于调整对象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法律性和可操作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外在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共通性、继承性和可移植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法律调整方法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法律调整方法还具有文化性和历史性。法律调整方法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法律调整方法可以划分为:个别性调整和规范性调整，原则、规则和政策的调整，制定法调整和判例法调整，实体调整和程序调整，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等。法律调整方法与法律规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法律规范代表了不同的调整方法，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确定性规范、相对确定性规范和非确定性规范等都反映了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它们的正确运用对于制定良好的法律，实现“良法”之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是法律调整方法的历史考察。以对法律调整方法的界定与分类为基础，分别对古代法律、近现代法律及当代法律调整方法的特点进行宏观的概括，可以使人们掌握法律调整方法变迁的历史轨迹，洞察其未来发展。古代法律调整是以等级制为基础，针对不同人的行为实行差别性的调整;法律调整以命令和禁止的方式为主，刑法的调整被泛化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个别性调整在法律调整中占重要地位，缺少科学完备的法律概念与原则，法律规范的结构不完整，法律调整的技术水平低;法律没有与其他社会调整相分离，法律在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地位较低，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西方法律调整方法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近现代法律的调整方法明显不同于古代法的调整方法;平等性和一般性调整成为法律调整的重要特点;授权性调整成为法律调整的重要方法;私法自治的方法从绝对走向相对化;对社会关系采取了分门别类的调整;法律与其他社会调整方法逐渐分离而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法律调整从确定性向相对确定性转变。到了当代，社会法获得进一步发展，其调整方法被广泛地运用;法律调整方法的趋同化倾向加剧;法律制裁方法更加合理、人道和文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对传统的法律调整方法形成了挑战，法律调整方法的创新成为法律改革和完善的重心。 第三章为法律调整的基本方法和模式。法律调整的方法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实现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转化为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方法问题。法律调整的最基本方法就是法律作用于人们行为的基本方式。法律对人们行为作用的基本方式，可以分为禁止、积极义务和允许等三种，禁止即要求人们承担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是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主体提出的关于不做某些行为的要求，表达了国家对某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调整方式对于人类的基本秩序和价值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积极义务即要求主体必须或应当为一定的行为，是国家和社会提出的关于某些行为的必做的要求，它与禁止一起构成了行为人的义务，对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允许即许可一定主体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自由，它反映了法律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某种行为，在现代法律调整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三种法律调整方式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不同的，禁止可以消除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行为;积极义务可以使社会出现一些新的行为;允许的方式使人们有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允许、积极义务和禁止作为法律调整的最基本、最一般方法，与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法律调整的基本方式需要一定的保障措施才能贯彻于法律实践中，这就需要国家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合法行为进行激励，制裁和激励因此也成为法律调整基本方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法律调整的基本方式——允许、积极义务和禁止的延伸形式。制裁的具体方式包括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三者各有特点和使用范围。激励是对制裁性调整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调整方法，它的产生改变了法律仅仅是强制、制裁、惩罚的形象，法律从此可以成为催人奋进、驱人向善的力量。 法律调整人们行为基本方式的不同组合形成法律调整的不同模式;一般允许型和一般禁止型。一般允许型模式即按照“凡是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的原则进行法律调整，这种模式中，禁止是被明确的、具体规定的、允许是一般的，具体的禁止和一般的允许相结合，通过少量而具体的必要否定来表现大量和一般的抽象规定。一般允许型调整模式有其思想理论渊源，具有保障私权利等重要的价值。一般允许型作为法律调整的基本模式，需要把握其正确的含义。一般禁止型调整模式即按照“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原则进行调整，这种模式中，允许是具体的，禁止则是一般的，具体的允许和一般的禁止相结合，通过少量而具体的必要肯定来表现大量和一般的抽象否定，以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一般允许行和一般禁止型模式，有着不同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但在法律发展史上，调整模式的错位现象也时有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以及建构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需要法律调整模式回归到应然状态。 第四章考察公私法的划分与法律调整方法。公私法划分的历史表明，公私法的划分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反映了法律调整的规律性;公私法划分在于国家对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采取的法律调整方法不同。学者们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标准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本文认为公私法划分的直接根据是法律调整方法。公法是用集中的方法（“管”的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私法是用非集中的方法（“放”的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公法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要求集中、管理的方面，重心在于规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以便从制度上规范国家权力的运用，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其调整能量是自上而下的。私法体现了社会生活本身有不受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需要，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其调整能量是自下而上的，与市场经济的自行性调节相适应。法律调整方法作为公私法划分的直接根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英美法系不存在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误区，提高对公私法划分反映着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可以说明苏联是否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可以解释公法的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公私法划分的危机并不存在。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基础，本章还分别论述了私法的调整方法，公法的调整方法以及社会法的混合调整。私法以“私法自治”为根本原则，通过协商、确认主体地位平等、等价有偿、责任自负和认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公法则以国家强制为原则，在权利义务的设定，法律适用的原则，法律调整的具体方式，法律责任的承担，法律规范的构成和法律解释等方面与私法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法则是以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的调整方法为原型混合而形成的法律调整方法，体现了“管”与“放”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任意性调整和强制性调整的结合、相对强制性规范的采用:对弱势的一方当事人实行“倾斜保护”原则以及社会法律责任机制的运用等方面。 第五章论述法律调整方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律体系内部的部门划分问题。法律部门划分的直接标准是法律调整方法的不同，而法律调整方法基本上决定于法律调整对象，但不是绝对的，法律调整方法也决定于法律规范执行什么职能和立法者的主观愿望。以此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首先可以分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大部门群，然后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宪法、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和诉讼法五大基础部门和经济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军事法、生态法及婚姻家庭法五大组合性、派生性法律部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提高和法律调整方法的创新，在原有法律部门划分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法律部门。 第六章论述法律调整方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律调整方法的研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社会，法治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法律调整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法律调整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应该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归依。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我国法律调整方法应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在权利义务的配置方面，应该高度重视授权性法律调整;在法律调整模式方面，对于公民要奉行“一般允许型”模式，而对于政府则要坚持“一般禁止型”模式:需要认识和遵循法律调整方法的谦抑性规律;需要谋求私法、公法和社会法协调发展，综合运用其调整方法;需要注重激励方法的运用;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世界各国法律调整方法的经验和发展规律，创造出新的调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