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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流动背景下，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加入了流动大军。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与汉族聚居区有地理上的分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增大了各民族间人口接触交往的机会。接触交往一方面会带来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少数民族人口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同时也伴有摩擦和冲突。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务工经商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各地认真学习贯彻，有些地方将服务范围扩大为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群众。“十二五”规划高度关注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发展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1990年和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做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研究，旨在提供政策依据和推动相关研究。本文以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间存在的差异为研究主线，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状况认识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状况，并对差异进行了三方面的深入分析，一是检验了民族因素是否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产生了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影响的路径;二是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存在差异的层次特点进行分析，这一分析也是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的估计;三是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差异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分析。最后，在对我国历史上民族迁移流动经验和美国移民融合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首先，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状况。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现状以及各民族情况等三方面内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性别比总体处于低位运行（女多男少），流动参与率和规模、平均年龄、因务工经商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运输和商业服务人员所占比例持续增长;来自民族自治地方、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均在七成以上，婚姻状况与流动距离关系明显，流入地区分布高度集中，近八成为雇员，三险累积参保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均不到四成，在业人员月平均收入为800元左右;按照流动原因把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前17个民族划分为务工经商型、混合型、婚嫁随迁型，三种类型在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和就业及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分析了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状况。包括变动趋势差异和现状差异两方面内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人口在规模和参与率、性别比、流动原因、流入地、就业身份、职业等方面的变动趋势基本相同，但在量值上存在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上述指标无论趋势是增长还是下降，都是持续的，而汉族流动人口的一些指标在经历了下降或增长后开始小幅调整，趋于稳定。 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现状差异的分析以来自全国和来自民族自治地方两个比较组进行。性别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婚比例、来自城镇比例四项指标在两个比较组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均比汉族流动人口低。流入地、跨省流动、流动原因、就业身份、合同签订、三险参保和收入情况在两个比较组中情况相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东部、跨省流动、因务工经商流动、为雇主或自营、劳动合同签订率、三险参保率、收入均比汉族流动人口的比例低，而流入西部、因婚嫁随迁流动、雇员比例比汉族流动人口高。来源地在两个比较组中情况相反，全国少数民族相比全国汉族流动人口，来自中东部的比例低，来自西部的比例高;而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则相反。 第三，检验了民族因素是否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差异产生了影响，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路径。在民族因素影响的检验中，确立以是否为少数民族和是否来自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维度为民族因素，依据这两个维度把流动人口划分为四类人口，选取其中三类做比较人口，在回归中作为自变量。选取流动原因、是否跨省流动、流入地、劳动收入、劳动合同签订、三险参保六个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因变量，选择适当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或logistic回归，6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民族因素对这6个指标差异的影响是存在的。 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差异产生影响的路径分析使用定性分析方法，选择与汉族差异大，民族特色浓厚，代表性强的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例发现主要的作用路径有:一是少数民族人口传统上的聚居区与内地存在地理上区隔，导致与内地交流存在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等不利因素;二是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习俗导致了差异的产生，如语言、婚姻习俗、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三是流入地政府和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了解，有时还存在误解。 第四，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存在差异的指标值的层次特点进行分析，这一分析也是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的估计。依据人口移动转变理论，随着时间和经济发展的向前推移，人口迁移流动会呈现一定的规律，可称为人口迁移流动进程，并且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存在对应关系。假设我国的少数民族、汉族、或全国人口遵循相似的人口流动进程，以全国流动人口各指标纵向变动趋势为我国人口流动进程中各指标随时间的变动趋势，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指标的层次特点与之比较，判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滞后于汉族流动人口，结合2005年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流动参与率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耦合值与普查年份的全国人口流动参与率与同年份的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耦合值比较的结果，得到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及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相比全国人口流动滞后的时间在15年左右的结论。在今后至少15年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参与率会持续增长，务工经商、跨省流动比例也会增长，如果全国人口流动增长趋势延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还会在更长的时间里继续增长。 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差异产生的社会影响表现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流入地的社会分层中处于不利位置，妇女大量婚嫁随迁引发流出地婚姻挤压并伴随大量诱拐妇女犯罪。 民族迁移流动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主旋律，民族迁移使中华民族枝繁叶茂但伴随冲突摩擦。美国移民融合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融合论、“大熔炉”到多元文化论、“大拼图”的转变。借鉴历史和别国经验，面对当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历史的必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应从国家层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增进民族间了解，城市应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尊重民族文化并为其提供文化需求服务。 本文研究创新点体现在，通过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状况以及和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全面客观呈现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填补了此方面研究空白;纠正了共识性错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女多男少而不是男多女少;检验了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差异的影响，并对作用路径进行了探讨;对人口移动转变理论有所检验和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做了估计，对民族分层有实证研究。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程判断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一些相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