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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女性书写者，严歌苓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其创作致力的方向。本文从整体上把握、梳理严歌苓创作中呈现的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厘定其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过程：早期，批判忽略男女生理差异的伪平等，发出对雌性回归的呼唤，以女性的感悟和敏锐洞悉了“花木兰”似的女性生存困境；中期，渴望重拾女性身份的“木棉女性”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艰难地追寻和挣扎；后期延续至今的创作，则极力歌咏“地母女性”——古老的东方母性。
笔者进一步探究女性意识渐次清晰和流变背后，严歌苓深层的文化思考。纵观其创作，严歌苓笔下女性群体形象的改变显示出作家创作理念的改变，笔者认为严歌苓的女性书写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书写的传承，也是在融合西方文化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作者在移民多年后，对异质文化的丰富体验并没有使其对西方文化产生归属感，反而在多年思索后，彻底回归了故国的传统文化。在东西方视野的体悟中，感受到西方女性的雌性、母性的丧失，严歌苓把视点聚焦到古老的东方女性上，认为现代性社会中，女性的干涸必须用古老东方原初的母性拯救。因此，她倾心塑造母性更浓的东方“地母女性”，进而由本真女性超越到神性。
由此，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女性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完全抽离日常、只对女性审美特质一再地吟唱和歌咏，其女性书写完全悬置了女性痛楚的生存现实，想象着女性的母性、神性之镜，能成功地阻隔现实的喧嚣。在严歌苓创作意图与文本呈现的裂缝中，她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勾勒了女性真实的生存困境——对现实的失语。笔者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和当下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出发，在对女性自身思索后认为：严歌苓致力于自己理想女性的书写，试图抹平一切种族、文化的差异，致力于对普遍女性的审视，努力寻找跨越文化、种族、地域的女性共性，却无意地规避了女性个体生命必须直面的外部与内心的真实困境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