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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又叫“生态环境史”、“生态史”，是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变迁历程的学科。它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作为“新史学”的一支重要力量，环境史关注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力求在历史的解释和重构中加入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因素，以求全面深入地认识和阐释历史演变过程，并对当前日益严重和紧迫的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为田野，对布朗族六十年的文化生态变迁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其文化生态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表明，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其时布朗山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外界很少接触，尚处于传统农村公社阶段。这个阶段布朗族的生计为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相结合的生态文化模式，通过传统嘎滚氏族制度和村社头人制进行内部管理，自主适应是其显著特征。这是早期生态人类学致力研究的对象。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界，大致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迁，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布朗族传统社会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其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国家致力于水田农业和固定耕地、集约农业的推广，希望以之替代传统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在时代的推动下布朗族被动适应前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生态和文化的问题。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此阶段市场经济兴起，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经济作物茶在沉寂多年后一跃成为改变当地生活状况的热销商品，布朗族的传统生计、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态史研究内涵丰富，需要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以及方法的综合，因此，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在生态史的研究中发挥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用。通过对布朗山文化生态变迁的研究，本文对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提炼：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首先应当具有文化的视角，遵循文化相对论和整体观；其次对文化生态变迁的社会文化因素给予充分的关注，应重视文化的“适应”；同时，在研究的方法与理念上要注意人类学田野方法，主、客位相结合，宏观微观并重，而研究的重点则应该主要考虑以生计文化体系为主的“核心文化”系统。最后，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其落脚点在于阐释特定历史时空中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洪流中，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面临管来自外界的巨大冲击和压力，在如何发展、未来何去何从的难题面前，国家和少数民族都需要反思和积极应对。在国家的层面，首先，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是必须的；其次，在制定有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国家应当根据具体实际的情况，充分考虑到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关的政策，不搞一刀切，不盲目取代；最后，在应对少数民族及其社会发展、生态保护以及文化传承等问题时，应以高瞻远瞩的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合理而积极的对其进行引导。而在少数民族的层面，首要的是应有积极应对的心态和自觉，面对无法回避的变迁浪潮，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并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法，重建文化生态的适应体系，以自强自立的精神，主导本民族的发展。这是布朗山的文化生态变迁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