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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旨在论述，1940年代文学转折时期，中国现代作家面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语境，出现了哪些新的思想动向，文学者们在哪些层面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文学主张，这些有意识的主动调整与选择又是如何参与和促进转折的发生的? 据此，本论文分为四章，从四个不同角度论述上述问题： 第一章在梳理民粹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流变的基础上，探讨民粹主义与40年代文学的关系。具体在三个层面展开，即战争浪漫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力量崇拜，道德主义倾向影响下的底层民众观、知识分子的反智倾向。并以作家废名为中心，论证现代作家如何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融入新政权意识形态。 第二章旨在探讨延安文学形成的一些“前问题”，以及延安作家与毛泽东话语之间的关系。从“政治朝圣”的角度，将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历史现象放入二十世纪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这一谱系，同时结合中国抗战历史背景，加以综合考察。论证知识分子融入政治话语的主动性，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群体氛围中失去个性、迷恋群众政治的一面，以及文学者语言在毛泽东话语面前的的复杂表现。无论是“知遇之恩”情结还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思想，既证明了毛泽东话语对延安作家的征服，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不易为人察觉的一些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弊端。 第三章考察左翼文学在40年代消解的问题。论证的第一个方面是国统区左翼文学的代表胡风。第二个方面则主要是从理论角度辨析4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些特征。力图说明，以胡风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与30年代左翼文学有较大的区别，胡风对鲁迅文学传统有继承的一面，也有窄化和异化的一面。左翼文学的消解可以被解释为外在的政治权力的剿灭，也可以视为左翼文学自身丧失了“社会派”文化的边缘性、底层性的活力，因而在辅助政治力量夺取政权时，因为成为主流而失去生机，也失去文学性，变为“失败的胜利者”。 第四章讨论4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面临的危机及其选择。首先，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右”分歧的由来，辨析“右”这个概念在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眼中不同的看法，以及这个字眼最终成为一个坏词的过程。其次，在这一知识背景下，通过对沈从文和冯至的对比，说明4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以“决断”努力克服“游移”性格的一面，这一决断使其远离政治的习惯得以改变。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中感时忧国的传统，在40年代后期动荡政局中被激发出来。美苏、国共之争与“杨墨”之争纠缠在一起。再次，在文学观念和文学道路方面，自由主义作家的写作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受众方面。拒绝群众，而为智识者写作的思想在群众政治和农民文化兴起的时代，显露了弊端和不足。二是写法方面，对民间传统的借鉴也是自由主义作家所忽视的。朱自清对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反省、对沟通雅俗的文学理想的探讨，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超越，体现了一些自由主义作家敏锐的自省眼光。而他们的这一转变都与赵树理文学的刺激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