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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演变与解体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最重大的挫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一个新的低潮，而且还极大地影响着世界格局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以及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学术界也存在各式各样的争论。继续研究苏联演变，搞清事件发生的根源并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对于继续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政党与人民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研究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需要有正确的立场与科学的方法。总的说来，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作为重要的参照系，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突出主因的系统分析，在关键问题上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探求其内在的真实的联系，得出有一定规律性的结论。 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既有党外的因素，也有党内的因素;既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也有民族的、外交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太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苏联演变的根源这个问题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认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外部因素决定论;一是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与弊病在苏联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历史因素决定论;一是认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在苏联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现实因素决定论。在这三类因素中，前一类是外因，后两类是内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外因虽然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终究只是外部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因此，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虽然起到了加速苏联演变进程的作用，但还不是苏联演变的根源。苏联演变的根源主要出在苏联内部，需要从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中去寻找。 苏联演变的内因有许多表现，主要可以分为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这两类。总的看来，虽然历史因素在苏联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为苏联演变提供了某种可能，创造了某些条件，如同外部因素一样，它还不是苏联演变的根源。苏联演变的根源，在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的实质，是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将苏联推向资本主义道路。由于改革在性质上出现了这样的逆转，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遭解体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由于在改革的关键问题上出现严重错误从而成为一个失败的典型的话，那么，中国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正确处理了改革的关键问题从而成为一个成功的典型。 从苏联演变与解体的过程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苏联走向演变的桥梁。苏联演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逐步推行并最终破产的过程。自1988年6月苏共中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随着议会民主、多党制、总统制的确立，苏联已初步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8.19”事件之后，苏共很快遭解散，苏联随之解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苏联演变中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绝不是偶然的。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纲领看，它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人道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人道主义作为人类伦理道德领域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与行为规范形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伦理道德观，而是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看作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任务。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实现这种抽象的价值理念的过程。把人道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观，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异化论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基础，也是戈尔巴乔夫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异化现象。按照某种抽象的理论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强加于人”、“变了形”的“极权社会主义”，它产生了人与政治、政权，与所有制、生产资料，与文化相疏远的现象。这种异化现象严重存在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各领域。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领域造成“政治垄断”，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在经济领域造成“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精神垄断”。因此，改革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推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恰恰消除了异化的根源。 鼓吹多元论，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攻击社会主义的一元化，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又一理论命题。戈尔巴乔夫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自由的，是不受任何关系约束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符合这种人性的社会。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社会各阶级与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着多元利益，而且这些多元利益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因此，适应这种现实状况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施“多元化”，即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元化。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利益差别，但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因此而否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则是根本错误的。 如果说人道主义、异化论、多元论，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政策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虽然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并不存在抽象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加辨别地宣扬这一观点的实际后果就是淡化了阶级利益，进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在客观上起到了解除苏共思想武装、迎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的作用。 在这些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系统地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概括地说，其政治纲领，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竞选;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全民民主;根本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使之社会民主党化。其经济纲领，就是将公有制企业完全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并在此基础上推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其思想纲领，就是推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外交纲领，就是主张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非意识形态化，排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 苏联演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后，重新退回到资本主义时代。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苏联演变虽然标志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陷入新的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没有根本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关键是两条:一方面，社会主义必须改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通过改革不断消除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与问题，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决不能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要始终坚持这两点，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前进。这是从苏联演变中得出的基本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