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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文化蒙、汉二元体制的一部分，元代法律也具有蒙、汉二元的特点。蒙古征服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采行“汉法”，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较多承袭成吉思汗“札撒”，将蒙古旧俗与汉地法律杂糅。蒙古法律与传统汉地法律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亦有混合渗透，在相互的博弈之中不断调适与整合，以达成相互间的某种平衡，确保国家政权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实现统治。由于受到史料、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局限，学界对元代法制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尤其从二元视角深入探讨元代法律具体问题的还不多。 本文力图着眼于蒙、汉二元的视角，选取元代法律中比较有特点而研究相对较少的几个问题展开探讨。以蒙、汉二元视角为中心，来考察元代法律的具体问题。同时，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来反观和透视蒙汉二元在元代法律上的表现。具体的问题包括: 第一，元代立法的过程与立法程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梳理了元代立法过程与立法程序、特点。认为元代的立法过程中充满了蒙、汉之间的冲突博弈。元代最终没有形成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这主要是蒙、汉二元法律之间的整合迟迟未能完成的结果。 第二，元代的驱奴法律研究。唐宋变革以来，汉地特别是江南的奴婢基本上成为雇佣奴，而蒙古入主之后，继续保留了大量终身占有的驱奴，并在法律上千方百计地维护主从之间的隶属关系。驱奴问题是蒙、汉二元法律冲突最激烈的环节。反映了蒙、汉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同在法律方面的表现。 第三，元代的籍没刑。籍没刑是元代刑罚中受到蒙古法律影响较多的一种。宋代以来，籍没刑的使用已经很少，而北方辽、金则仍有行用。蒙古草原时期，籍没也是一种常用的刑罚，入元后，籍没刑仍普遍适用于各种犯罪活动，并与传统汉地的法律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 以上第二、第三，反映出元代蒙古法因素的最大特点是主从隶属关系。 第四，元代的出军刑研究。蒙古旧俗中就有以犯罪者为兵的惯例，元初的对外战争，为出军的大量行用创造了良机。出军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宋代的刺配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代的流刑。出军刑在元代的发展，最容易揭示蒙、汉二元法律之间的结合与相容。 第五，元代的官吏考课、黜降法。元朝采行汉法，建立官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继承了汉地传统的考课、黜降制度。但在蒙古主从隶属关系的影响下，考课、黜降法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罚俸”、“的决”的做法与前代有所不同。 第六，元代的录囚制度。录囚制度也是传统汉法中的内容，元朝的录囚制度比起前代也有新的发展，形成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录囚制度。特别是“五府官”录囚制度，是在蒙古法“约会”、“圆署”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后来明清的会审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上第五、第六，代表的是汉地传统法律体制中发展较为完备与成熟的方面，元代在大体沿袭和继承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以汉法为主体的同时，蒙古法因素也杂入其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聚焦蒙、汉二元的视角，来观察元代的法律问题，可以看出，蒙汉法律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结合渗透的一面，两者在相互博弈过程中整合在一起。同时，通过考察这些具体问题所反映出的蒙汉法律之间的博弈整合过程，亦能凝练、提升对元代法律蒙、汉二元特征的认识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