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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 18年之久,而美国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在阿富汗战场采取的“轻脚印战略”时常被视为是导致战争拖延至今的原因之一,然而却少有人探究美国政府当年为何决定在阿富汗采用该战略。事实上,后者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这一战略与战争现状无关,仅仅作为美国在后塔利班时代在阿富汗战场最早期的战略性决策,其成因也值得探究。通过理解这一战略性决策的形成,能更好地了解布什政府内部关于阿富汗战争的相关决策机制。有限的文献比较笼统地将该决策归结为美国政府为达成在阿富汗的特定目标所选择的一种合理手段。显然这些解释都是在理性行为体模式理论框架下的推论。它们在很多问题上给出的解释模糊不清或者难以自圆其说。笔者认为这些在理性行为体模式理论框架下对该决策做出的解释并没有很好地探究决策形成的原因,于是笔者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该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2002年在阿富汗战场采取“轻脚印战略”的决策的形成过程,本文采用了官僚政治模式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该问题。本文建构的官僚政治模式理论框架基本继承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官僚政治理论研究框架,该框架围绕四个关注点展开:参与决策的主要决策者、决策者在其中的立场、决策者拥有的权力及来源、和决策过程的展开。本文的理论框架与艾利森的理论框架一样强调部门本位主义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然而,本文回避了常常与官僚政治理论紧密联系的机构决定论,突出了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人为因素,即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所具备的个体能动性。另外,本文将传统的官僚政治研究与总统-顾问关系研究相结合,以完善官僚政治理论框架。从官僚政治的角度看,本文认为美国于2002年做出的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战场采取“轻脚印战略”的决策更多的是布什政府内部官僚政治博弈的结果,而非如理性行为体模式所认为的是一个价值最大化的选项;同时本文发现在决策过程中,个人因素和系统因素同样重要。同时受到部门偏好和由过去经历及特定观念导致的个人偏好的影响,重要决策者,即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他们各自在该议题上的立场是符合期待的;在选择立场的过程中,各决策者的自主权不一,也就是说,个人偏好在其中的影响力不一,这是受到部门是否有一致意见和决策者个性两个因素的制约。决策者在政府部门的位置是他们在议题讨论中主导议题讨论方向的权力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权力的支持下,决策者积极地参与到一系列围绕具体事件展开的辩论中,这些辩论最终会导向美国在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战场采取“轻脚印战略”这一重要战略性决策。关于权力的来源,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决策者们自身是否有意愿充分利用他们具有的谈判优势和他人是否认为决策者具有谈判优势并有意愿充分利用该优势也会影响到决策者主导议题的实际权力。在所有相关的辩论中,本文特别关注与两个事件相关的辩论,它们分别是2002年初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扩张的可能性探讨和同年春帕查·汗·扎德兰挑战卡尔扎伊临时政府权威。决策者针对这两个事件美国所应采取的反应展开的辩论及结果促成了“轻脚印战略”的定型。决定采取“轻脚印战略”很大程度上符合拉姆斯菲尔德的期待。这主要由于拉姆斯菲尔德拥有更好的谈判筹码并且他本身是个坚持己见的用权者。然而,即使是拉姆斯菲尔德也需要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在整个过程中,个人因素如性格、经历、观念,与系统因素如部门偏好和博弈规则,对最终决策的产生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通过从官僚政治理论的角度去理解美国布什政府2002年在阿富汗战场采取“轻脚印战略”的决策,本文希望能第一,通过突出个体能动性在决策过程中起的作用以提高官僚政治理论对外交决策的解释力;第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阿富汗战争和美国外交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