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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转向”实际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简单梳理，必然涉及翻译研究的分期问题。毋庸置疑，每一阶段都有其主流研究。所谓“转向”，实则为研究方向从一个主流转向另一个主流，但这并不排斥非主流研究的声音。
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已步入了“文化转向”。但纵观文化学翻译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权力”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焦点话题；尤其“文化转向”之后，“权力”更是为翻译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此，“权力转向”实质是“文化转向”的升华和发展。
“权力转向”阐述的是翻译研究进入了以翻译与权力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范畴，其研究对象注定是翻译史上的翻译活动，所以史论结合是必须的研究方法。既然中国翻译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翻译理论，那么将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史结合起来研究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而且对西方译论也是一个更好的检验和修正。国内对此的研究还不多见(主要是香港的孔慧怡、王宏志等学者)，而且绝多数研究聚焦于晚清、五四时期文学翻译或少数个案现象，缺乏系统性。
鉴于此，“权力理论”旨在从权力角度描写性研究中国语境下的翻译活动。翻译策略是翻译史的主线。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每项翻译策略的背后都笼罩着权力的阴影。而中国语境下二个寻常的翻译个案研究进一步透视出翻译与权力纷繁错杂的交织关系。更为有趣的是，翻译研究自身也挣脱不了权力的羁绊；“和而不同”彰显了“权力转向”所倡导的权力下多元文化(包括翻译研究)共存的精神。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尝试性研究，实希望引起广大学者的密切注意与重视，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