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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一起，指挥所部发起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康）战役，解放大西南，随后又主政大西南。这是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辉煌灿烂的重要一页。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不久，又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分别任副主席、政治委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取得西南战役胜利并和平解放西藏之后，开展了新西南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经济恢复和文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本文共有五章。 第一章，回顾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指挥二野等进军解放西南的过程，阐述解放西南的主要原因和历史意义。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结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边防御，斩断西南防线，迂回川南解放重庆，进逼成都围歼胡宗南集团，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尔后，邓小平等毅然接受并出色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艰巨任务。这不仅为气势磅礴的全国解放战争圆满画上了句号，而且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从而在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方式平稳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之一。 第二章，梳理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关于准备、建立和巩固西南地区新政权的脉络，分析研究他主政西南期间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针对西南地区的实际困难，邓小平等通过创建西南服务团、实行军事管制、开展剿匪斗争，为西南地区的政权建设做好准备;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逐步建立起西南地区人民民主政权;通过征集公粮、改造旧军队和安置旧政府人员、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进一步巩固西南地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其宝贵经验是:要搞好政权建设，必须坚持人民政权人民建、建好政权为人民的原则;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必须政权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展开。 第三章，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禁绝烟毒、“三反”“五反”运动五个方面阐述西南地区的社会改造，并概括社会改造的基本特点。在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南地区通过逐步实行土地改革，以解除封建生产关系的禁锢;通过镇压反革命消除新生政权的隐患;以抗美援朝为契机，开展爱国增产、厉行节约运动;通过禁绝鸦片烟毒，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人民身心健康;通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涤荡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从而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实现了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改造。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原则，结合实际灵活运用策略;以诚相待，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意愿;总揽全局，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 第四章，概述西南地区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实践，深入分析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经济思想。邓小平等领导西南地区党政军各界和各族人民，实事求是地以农村经济为突破口，通过解决耕地问题、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采用城乡互助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经济;以城市经济为重点，通过恢复和维持工业生产、处理好财经工作、合理调整工商业来推动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交通事业为纽带，通过修筑成渝铁路、整修地方公路来促进交流、发展经济。在邓小平主政西南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为西南地区经济恢复所作的努力，蕴含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将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落脚点等。 第五章，阐述以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努力推进西南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提炼发展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有益启示。关于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果断结束学校教育混乱的状况、切实进行教育改革、积极创办多种形式的业余学校教育以整顿和发展学校教育;通过确立民族教育发展定位、创建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人才以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通过有力运用宣传武器、正确使用舆论导向、亲手抚育《新华日报》以发展西南新闻宣传工作。在以邓小平等领导下，西南地区的文化事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为今后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百业待兴，教育为本;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实现各民族繁荣;重视舆论宣传，发挥导向作用。 60年前，在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领导下，西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取得了突出功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地区的落后面貌，同时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经验。可以说，这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积累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