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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漫长历史过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包产到户”农村改革之后，学术界对小农经济的批评不绝于耳，本文称其为“小农经济论”--认为小农经济规模小，再生产能力有限，与社会大生产不相容，应该对其进行彻底改造。 但事实究竟是如何呢？为了还原历史上小农经济本来面目，本文借用斯科特“两个文本”的概念指出“小农经济论”也有“两个文本”。一个是公开的文本，即“小农不能增产论”;另一个是隐含的文本，即“小农不堪重赋论”。依据这两个文本，本文拟从客观的数据分析和具体的史料考察入手，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小农经济论”。 在第一个文本分析中，本文以宏观的视角，由1850年回推到18世纪中叶，通过对实录中的人口和耕地数据的对比考察，计算出在清代初年以至十八世纪上叶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中国的粮食生产存在大量剩余。换句话说，在长时期里，小农经济有其“非充分发展”的一面，它的生产能力是具有旺盛的活力。由宏观分析切入对具体史实的分析，本文借助高王凌的中国传统经济序列的四个层次发展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向高的合理演进过程，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步骤，并一直“保有余地”，到十八世纪中期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所谓“人口危机”，而是促进社会供给与需求不断增加，使中国传统经济一再达到新的高峰。 19世纪中叶或清代结束，这一历程也并未“走到尽头”。1850年左右的江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密度最大，但是并没有出现人口危机，人口反而刺激江南经济向前发展，创造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奇迹。到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年间，华北地区的农村仍然有着巨大的活力，农民能够自主地调整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中出现大量余粮，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物质需求，充分体现出了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放眼现在，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并且还出现不同程度的抛荒，但是，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产量仍然处于历史以来的最好水平，还有大量的余粮储备。 以上几百年的农村经济史无一不说明，小农经济始终处于“非充分发展”状态，它始终具有旺盛的生产潜力。 在第二个文本中，本文就“小农不堪重税”从两个方面做出分析。一是从客观数据分析，二是农民心目中感觉土地税重不重。 无数史料证明，有明一代，赋税征收额度和税率数目极小。但即使如此，仍然存在大量拖欠，每年拖欠数额占了明朝税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于许多人诟病的“三饷加派”，每次不过每亩加银三分五厘，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折银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就是这一点小农也承受不了。总的说来，明朝财政税收水平的分配，缺乏重点。由于税制结构存在问题，抽税及于最低贫的下户。小农的处境一直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清朝时期，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仍然是土地税。入关之时，清政府未做大的修改便继承了明朝的土地资料和土地登记办法，以万历年间的数字作为“原额”，实际上不再更改。到清朝末年，尽管耕地面积已经由先前的六七亿亩增加到十二亿亩左右（除去东北等地），但在相应省份中所征收的土地税数目仍然与万历年间相去无几。康雍时期，政府推行了不加赋以及“摊丁入亩”政策，此后清朝发展经济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收取多少税收，而是集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事实上，拿清朝18世纪中期的税收和清末相比，就可以发现土地税在整个财政税收中所占比重甚低，清末土地税税额极低，这也驳斥了那种认为清朝亡于重税的言论。由此可以发现，明清500年年间，土地税是相当轻微的。 从经济发展战略考虑，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无偿占有农业生产收入发展重工业发展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将征税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说明经济发展战略仍在不断调整。今后五年，我国将取消农业税，推行零税率，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小农不堪重税”的论点。 经过前后几百年历史的爬梳，我建构了自己的“小农经济论”，即小农的生产能力是存在着巨大潜力，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处于“非充分发展”状态;而且小农也是承担不了重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