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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试图在经、史、子、集的视野中解读《故事新编》。第一章在历史哲学的层面,讨论作为《故事新编》文本的“结构性因素”的“油滑”,认为“油滑”不仅是鲁迅用以应对历史复杂性以及实施文化抵抗的重要工具,而且以一种隐而不彰的对比,表达着鲁迅对于文化英雄的微妙态度和微言大义。第二章力图在先秦诸子之学流衍承传的脉络中,分析《故事新编》“错乱”的诸子形象。鲁迅《故事新编》刻画的诸子形象,与其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等对于诸子的客观评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鲁迅所塑造的并非原汁原味的先秦诸子,而是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交叉感染”、“相互采获”的“错乱”的诸子形象。第三章关注经学思想在《故事新编》里的渗透。首先,“名”与“实”相分离的现象,在《故事新编》的文本中普遍存在着,分别表现为“天”的名义的滥用、“礼”的形式化与空洞化,以及“正统”与美名的攘夺；其次,“经、权互用”与“权实双行”是《故事新编》里许多人物的立身处世之道,大禹、后羿、伯夷、叔齐、眉间尺等通过“经权互用”来摆脱困境,老子、庄子等则以“权实双行”的两套哲学、双重标准对人对己；再次,无论是小丙君固守“诗教”的“温柔敦厚”,批评伯夷叔齐的含怨作歌,还是白须白发的大员们试图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教条阻止大禹启用新的治水方案,都是思维“注疏化”的体现。《故事新编》对于“名实分离”、“经权互用”和“权实双行”、以及“注疏化”思维等经学思想的化用,既蕴涵着“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艺术企图,又寄寓了对传统进行转化性整合与创造的热望。第四章以《铸剑》为切入点,结合鲁迅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探析侠者与刺客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遇合的背景,揭示鲁迅着力抉发“复仇者”精神创伤的隐秘动机。此外,笔者把鲁迅定位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不轨于法”的“文化游侠”,而且,正如游侠仅可追忆,文化游侠也已然成为远逝的精魂。论文在经、史、子、集的视域下,以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理论参照,并借鉴“人文地理学”和“文献校雠学”的方法论,试图从先秦以降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多个维度对《故事新编》予以较为深入的解读。作为鲁迅历史哲学的“油滑”,既是《故事新编》文本中的“结构性因素”,也具化为“应对历史复杂性”和“文化抵抗”的有力工具,具化为“隐而不彰的对比”和“即凡而圣的史观”。交光互影、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之学,在《故事新编》中具化为“错乱”的诸子形象,无论是“兵家化”的孔子和老子,还是“杨朱化”、“儒家化”、“墨家化”的庄子,都是凝结着鲁迅的敏锐观察和深邃思考的形象载体。渗透在《故事新编》文本中的“名实之辨”、“经权互用”和“权实双行”、“注疏化”思维等经学思想,则赋予鲁迅的社会批判、历史批判和文化批判以厚重的思想文化基础。鲁迅不仅塑造了兼有侠者、刺客和复仇者身份的宴之敖者和眉间尺,而且以自身的社会文化践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游侠”。诗心铸史,再造国魂；“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便是《故事新编》的题旨与命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