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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已由入世之初的5098.0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41050.0亿美元,17年间增长了 8.1倍,使得对外贸易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在此背景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开拓沿线新兴贸易市场,已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和保持其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策略。实践证明,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以及促进其整体进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日本也面临着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措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部分日本企业开始参与其中并获得了较大收益,这使日本意识到搭乘“一带一路”建设快车能为其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因此,研究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扩大中国进出口规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强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实现三方共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在背景介绍、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部分一方面汇总了当前对日本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对比分析的相关研究,探索出当前仍需完善和深入的领域。另一方面对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的测算方法并其相关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以此为本文模型构建提供了经验支撑。现状分析部分则基于2006-2017年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从总量、地区分布和产品结构三个层面进行了细致统计性描述与对比分析。同时,根据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水平,贸易地位和发展趋势等贸易现实进行了特征总结,至此为本文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的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总量和产品两个层面进行了一步法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日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总量均对双边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不同类别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各有差别。中国的人口总量以及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距离对贸易流量增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中国人口总量对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贸易的抑制作用较强。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有显著的正向牵引作用,内陆国环境则会对双边贸易施加不利影响。从贸易非效率因素来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关及口岸条件来看,较高的关税壁垒水平仍是阻碍其与中日两国贸易开展的重要因素,但较高的进口通关效率则能在一定程度弥补高关税所带来的贸易效率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基础设施质量对提升其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效率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互联网普及率和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等互联互通水平对两国贸易效率提升所施加的影响不大,同时货币自由度对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非效率的缓解作用并未完全释放。具体到行业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高的研发投入水平能缓解贸易非效率,且其对技术类产品的缓解作用最大。政府廉洁程度和其监管水平能够促进贸易效率,但考虑到多数样本国家在观测期内政局较为动荡,因此其对两国各类别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程度远小于研发投入水平变量所造成的影响。总体来看货币自由度和城镇化水平也能够缓解贸易非效率,但具体到两国各类别产品来看,其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日两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经济、贸易、产业以及借鉴日本经验等四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加贸易合作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塑核心竞争优势,均能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质量提升。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贸易结构特征,相应借鉴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经验教训,最终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也将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