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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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并及时推进诉讼程序,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首次将民事诉讼中程序性事项有关事实的证明标准界定为低于普通民事证明标准的“较大可能性”,由此确立了我国适用于程序性事项的疏明标准。先予执行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一项十分重要的临时救济程序,法官在其前提要件的审查上无疑应当适用疏明而非证明。尽管理论界通说认为疏明标准是对实体证明标准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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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并及时推进诉讼程序,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首次将民事诉讼中程序性事项有关事实的证明标准界定为低于普通民事证明标准的“较大可能性”,由此确立了我国适用于程序性事项的疏明标准。先予执行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一项十分重要的临时救济程序,法官在其前提要件的审查上无疑应当适用疏明而非证明。尽管理论界通说认为疏明标准是对实体证明标准的降低。然而,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说却以证明标准话语体系下“证明主题盖然性”与“审理结果确实性”的明确界分为前提,认识到疏明标准实际上并非指向证明标准的降低,笔者认为其更具说服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官对先予执行要件事实存在的确信程度要求就不应当有所放宽。因此就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建构而言,仍旧需要对有关疏明标准的少数观点予以充分关注,并在此基础上,从证明主题之“推论确实性”的视角出发,将审查对象聚焦在申请先予执行相关证据材料之证明力大小本身上,紧密结合先予执行的制度特征并就高度盖然性和盖然性优势两种标准的利弊进行权衡,以此路径来探究我国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最终归宿。具体而言,全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总共分为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程序性事项疏明标准之辨析。此部分在明确证明与疏明重大区别的基础上,对学界关于疏明指向证明标准的降低这一主流观点进行了质疑和反驳。随后指出大陆法系的疏明标准仅仅意味着裁判“结果确实性”的降低,而非证据对待证事实之“推论确实性”的降低,并以此作为本文后续论证的理论框架背景。第二部分是我国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现状梳理。此部分通过对我国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进行归纳总结。明确我国现阶段需要以程序性事项证明标准的出台为理论契机,在关注大陆法系疏明标准少数说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先予执行制度的特征,从证据的推论确实性视角出发,在高度盖然性与盖然性优势二者的取舍上对先予执行之审查标准为进一步的思考与建构。第三部分是推论确实性视角下盖然性优势标准之弊端检讨。该部分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即疏明标准指向对证据于证明主题之证明力大小要求降低为假设前提,结合先予执行的制度特性,逐步分析出这种降低后的盖然性优势审查标准的适用将肇致先予执行启动门槛过低,使申请人一方罹于严重的程序回转风险,同时还会让裁判者于审查过程中陷入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第四部分是推论确实性视角下高度盖然性标准之优势分析。该部分以大陆法系疏明标准并非意味着对民事实体证明标准有所降低的少数说为理论出发点,结合先予执行的制度运行规则,指明了高度盖然性审查标准的适用不仅能实现先予执行程序启动风险在原、被告之间的合理分担,还有助于当事人形成合理的诉讼预期,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裁判者所面临的错案追责风险。第五部分是推论确实性视角下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路径选择。该部分明确了本文论证结果,指出我国对先予执行审查标准的建构应当贯彻大陆法系疏明标准的少数说。即原则上,应当以当事人的说明及有关证据对先予执行要件事实的推论确实性能否让法官形成高度盖然性之心证标准为衡量本案先予执行条件是否成就的标尺;而在申请人提供担保以及双方当事人对债务关系本身无严重争议等特定情形下,上述审查标准仅在先予执行请求权要件上也可个别放宽至要求法官对相应事实之存在具备盖然性优势的心证程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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