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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与环境发展不同步。现阶段,中国已进入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实行政治集权下的分税制财政分权体制,中央政府掌握着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命,地方政府在服从中央政府管理指令的同时,拥有一定范围的自主管理权,主导地区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行为深刻影响着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地方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其偏好选择决定了地区资源在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配置,进而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造成影响。基于这一现实,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选用生态效率作为衡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效率,简要分析中国生态效率的现状和时空差异,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寻租三个方面表征地方政府行为,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选用两步法系统广义矩估计(Two Step System GMM),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生态效率,最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改善地方政府行为,提升生态效率,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主要结论表明:(1)中国2003-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效率水平整体偏低,虽然有向好趋势,但并不明显,且地区差异显著,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呈现“东部最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的区域差异。(2)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方面,对生态效率有着不一样的影响。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财政利益与晋升竞争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偏好以及各项环保措施尚未落实到位;地方政府竞争则与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污染光环”假说成立,权力下放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自由地拓宽引资渠道,避免政府形成恶性竞争,再加上外资进入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效应,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竞争对生态效率表现为积极影响;地方政府寻租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负向的,缺乏有效监督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寻租,挑战环保政策以及寻租行为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等都使得寻租不利于地区的环境保护,再者,寻租行为破坏了社会公平,不利于地区的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寻租对经济与环境都表现为消极影响,不利于生态效率的提升。(3)科技支出与生态效率负相关,目前科技支出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实现绿色高效的经济发展,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消极的。城镇化水平与生态效率非线性相关,在城镇化的初始阶段,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剧了环境污染,不利于提高生态效率,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将对环境产生良性作用,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效率的提高。外贸依存度显著为正,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我国得以有机会引进更为高效的生产技术,获取更先进的设备资源、环境治理经验,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环境的治理,因此,对生态效率的提高表现为正向影响。由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发挥高效率区带动作用,因地施策提升生态效率。(2)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完善政绩考核体系。(3)加大外资引进,提高对外开放程度。(4)加强监督管理,严格地方政府行为。(5)推进新型城镇化、合理化科技支出,推动实现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