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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李渔拟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形式涵义,是本文的任务和目的。首先,我将尝试从分析李渔拟话本小说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入手,探讨其中蕴含着的深层哲理性结构,即通过解读其小说文本的结构之形去把握其中暗示着的结构之神,这是一个“知其然’’的过程。其次,在深入到小说文本的内在意蕴、找到其结构之“道”以后,我再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李渔拟话本小说的深层哲理性结构是如何贯通浅层的技巧性结构,这是一个“知其所以然”的过程。最后,在前两个阶段分析、探讨和考察的基础之上,我会给出个人的结论,对李渔拟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作出整体性的说明和评价。本文的论述过程使用了叙事学的方法,一方面接受了本土叙事学的许多重要原理、经验和观念,另一方面也借用了大量西方叙事理论处理结构问题的具体范畴、规则和模式。李渔拟话本小说在具体情节的叙述上常常突破全文确立的观念框架,有意无意中使原本封闭的叙事结构出现缺口。他极其善于赋予平实的生活以奇崛的艺术形式,赋予复杂、平凡的人物以单一、鲜明的性格特征,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夸张变形、似是而非的面孔,使内容充满戏剧化和喜剧性。李渔所主张的立一人一事为作品主脑的故事先行理念在其拟话本中表现突出。他有意过滤掉包括细节在内的事件与人物的多余信息,使其所经营的经验世界的刻意性更加鲜明。李渔的小说从叙述者介入、干预方面极为强调主观色彩。李渔的文学审美观念集中表现在他工艺性的审美态度方面,而其文学创作心理最突出的特征则是他游戏性的创作心态。此外,晚明文学思潮中的创新精神、文学的商业化要求与话本小说艺术传统的继承以及八股文写作结构的影响等客观性因素也对李渔拟话本小说独特叙事结构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李渔出于道德和喜剧双方面的考虑,在吸取前辈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完全符合他自己创作意图的叙事方式。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艺术家,李渔的历史命运注定是悲剧。他的合理性同他的前辈相比,已经大打折扣。从他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分明看到这种历史必然性。李渔的创作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话本小说艺术的内在素质和文体形态,他以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对我国的拟话本小说进行了最后的革新,使这一既定的文学类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可以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李渔都是清代最有创造力的白话短篇小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