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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定保险诈骗罪的着手问题上应该按照法律关系的进入与否来予以认定,即“法律关系进入说”,如果行为人基于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实施的行为让保险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并在该错误认识的支配下进入了一个虚假的法律关系,与该法律关系对应也将产生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该债权如果最终实现,保险人将会遭受财产损失。而使保险人进入这样的错误的法律关系的时间点就是该罪的着手。在虚构标的骗取保险金的情形下,该罪的最终完成至少要有三层次的违法行为,第一层次是行为人向保险人传递了虚假的信息;第二层次,在保险人认可了该虚假信息的前提下,双方达成了“错误”的法律关系;第三层次是,行为人利用该虚假的法律关系进行索赔。第一层次的行为还并没有将保险人拖入错误的法律关系,因此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之一即保险金融业的正常秩序并没有被损害,其充其量只是在为损害这一法益创造条件;第二层次上,双方进入错误的法律关系,此时才可以认定为对该罪保护的法益之一即保险金融业的正常秩序(诚信体系)造成了损害,并且只有在双方之间法律关系形成后,行为人才会拥有着手实施保险诈骗罪所要求的特定身份;第三层次上,行为人利用这一错误的法律关系进行索赔,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当然必须受理这一索赔的请求,从而双方在索赔层次上进入错误的法律关系,此时保险人的财产也就面临了最终被诈骗的的现实危险,保险诈骗罪所保护的最为实质的法益即保险人的财产开始面临实质的影响。基于以上三层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第一层次的传递虚假信息的行为,并没有从形式上或者是实质上破坏了任何的法律利益,没有让实质的法益面临紧迫的威胁,并且此时行为人也并没有保险诈骗罪所要求的特定身份。只有从第二层次的行为开始,行为人一方面具有了特殊的身份,另一方面可以看做是保险金融业的正常秩序遭受了形式上的破坏;第三层次时,索赔法律关系的进入可以看做是对保险业的正常秩序和保险人财产构成了实质上的威胁和破坏。因此将传递虚假信息的行为看作是该罪的着手,是预备行为和着手行为的混淆,并且也是对保险诈骗罪作为身份犯的忽视。在合同领域,刑法和民法发生冲突时,应当贯彻“法律程序进入说”,对所进入的法律程序的判断根据如下,首先不应当认为民事法律程序与刑事法律程序是相互对立的,适用民事法律程序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合法和适用刑事法律程序认定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构成犯罪本身是并不矛盾的,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应当看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的认定核心还是在于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严重到根据刑法进行调整,并结合适用刑法的社会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如果是情节性质处于社会正常容忍范围内则还是应当以保险法或者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此类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如果行为超出了社会市场的正常容忍范围则应该以刑法进行调整。同时刑法是所有部门法的最终保障,只要行为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刑法外的其他部门法的评价边界,这样的行为理应进入刑事法律程序,由刑法对其进行评价的。在内外勾结的保险诈骗行为中,以正犯为核心来讨论共同犯罪的性质,并结合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对共同犯罪进行最终处理,同时这样的处理方式将不局限于对个罪进行法定刑的比较,而要结合行为人在个罪中所充当的角色将可能判处的刑罚进行更加细分的比较,从而认定罪名的成立。保险诈骗罪是真正身份犯,而非不真正身份犯;身份犯是针对正犯规定,没有身份的人只能成立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或者其他普通犯罪的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