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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地，游客不当的行为以及过量的旅游活动对旅游地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传统管理策略旨在通过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规范游客行为，但效果并不显著。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不少游客存在“亲环境”行为意向，但是目前国内暂未对“亲环境”行为倾向形成机理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首先本文在对服务质量、游客体验以及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特征，建立了服务质量、游客体验以及环境负责行为意愿量表，将服务质量分为生态环境、游憩活动、生态设施、人员服务以及管理质量5个维度，将游客体验分为逃避、娱乐、学习和审美体验4个维度，将环境负责意愿分为高努力型环境负责意愿和低努力型环境负责意愿2个维度。其次，以黄山风景区为例，构建三者间的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 (1)服务质量可通过生态环境、游憩活动、生态设施、人员服务和管理制度5个维度来测量;游客体验可通过逃避、娱乐、学习和审美体验4个维度来测量;游客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可通过高努力型和低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2个维度来测量。 (2)服务质量中仅相关人员对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存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但生态环境、游憩活动和生态设施对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存在间接影响。所以从总效应来看，生态环境对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游憩活动，影响最小的为相关人员。这说明虽然相关人员对游客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存在直接影响，但其总效应最小。游客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产生更依赖于游客对生态环境的感知。 (3)游客体验仅部分维度对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中的部分维度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①游客体验仅学习体验对高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存在直接显著影响，逃避体验和娱乐体验对高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不存在直接显著影响。表现为对自身环境行为以及当下的环境状况有思考的游客更倾向于为旅游地做出更持久的环境行为。②游客体验中的逃避体验、娱乐体验和学习体验均对游客低努力型环境负责意愿有显著影响。就影响效应来看，娱乐体验对低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逃避体验的影响效应最小。表现为拥有较高娱乐体验的游客更愿意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行为来保护景区的环境。 (4)服务质量的部分维度对游客体验的部分维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①服务质量中的生态环境、游憩活动、生态设施对逃避体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相关人员对逃避体验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就影响效应来看，服务质量中的生态环境对逃避体验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生态设施的直接影响最小。表现为对旅游地生态环境有积极感知的游客，更容易与大自然亲近，忘却平时的压力和烦恼。②生态环境和游憩活动对娱乐体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生态设施和相关人员对娱乐体验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影响效应来看，相比于游憩活动，生态环境对娱乐体验的直接影响更大。这说明游客娱乐体验的需求主要建立在黄山景区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③生态环境、游憩活动和生态设施对学习体验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相关人员对学习体验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影响效应来看，生态设施对学习体验的直接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对学习体验的直接影响最小。这说明对卫生、交通等设施有较为积极感知的游客更愿意思考与环境相关的问题。 (5)游客因其性别、年龄、受学习程度和月收入水平特征的不同，在感知服务质量、体验以及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从服务质量来看，男性对景区生态环境和游憩活动的认同度要显著高于女性，在生态设施和相关人员的认同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18岁以下的游客对游憩活动的认同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但在生态环境、生态设施以及相关人员方面与其他年龄阶段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游客体验来看，女性相比于男性拥有更好的逃避和娱乐体验，在学习体验上与男性差异不显著。45-65岁逃避体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但在娱乐、学习体验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学习程度越高，游客逃避和学习体验越为完整。从游客环境负责行为意愿来看，两性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年龄阶段中18岁以下游客的高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但在低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游客环境负责行为意愿也会显著增强。此外，以学生为主体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群体的高努力型环境负责行为意愿要显著高于其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