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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由德川幕府統治,當時的日本為了防止基督教的傳入,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僅開放九州長崎的港口與中國、荷蘭進行貿易往來,為了中日貿易的順利進行,日本任命了一批從中國來的唐人擔任翻譯的職務,稱為“唐通事”。從狹義上來說,“唐話”是指負責翻譯和商船貿易事務往來的唐通事所學的漢語。從廣義上來說,“唐話”也可以指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的漢語,包括中國白話小說的注釋本一些會話書和一些辭典所使用的語言,而當時的“漢語”即我們現在所指的近代漢語。唐話辭書這份語料在中日文獻的傳播、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漢語語言的教學以及文化交流上都具有極大的價值。《唐話辭書類集》收録了日本江戶時期漢學家們編著的各種漢語(唐話)辭書64本,分為二十集(另有別卷一集),由長澤規矩也撰寫書目提要,日本古典研究會編輯,於昭和四十四年七月(1969)由汲古書院第一次印刷。本文以此為研究對象,對該叢書中所收録辭書的體例、編纂方式進行詳細介绍并解读,選取書中詞語進行個案研究,從側面證明唐話辭書語料的真實性、可靠性,並對其在文獻和辭書上的價值進行了考察。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下面分章敘述。第一章為緒論部分,對研究的對象、現狀、方法、工作量和創新點作出相關的說明。第二章是對唐話辭書體例的研究,從辭書所收詞目特點、編排方式、釋詞特點等進行整理和研究。研究可得,唐話辭書大多數都兼收“字”、“詞”、“語”,這種情況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爾雅》等雅類辭書“以義分類”的方式對唐話辭書編纂的影響較大;唐話辭書中所收録的詞目,其排列方式以無序的情況比較多見。詞目排列有序是相對的,並不是絶對的,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唐話辭書是偏重以釋義為中心,在收錄詞目的同時,幾乎不收錄例句,這是造成釋詞與被釋詞之間存在意義偏差的主要原因。第三章選取了部分唐話辭書進行對比研究,以此考察相同作者所撰辭書或同類型辭書的不同特點。通過《唐話纂要》與《唐話便用》的對比研究可知,兩書在詞目分類方式、釋義方式上趨近,但收詞量上各有偏重,呈現互為補充的關係。《纂要》中名物詞收得較多,《便用》中名物詞的收詞量就降低了。《纂要》中場景對話的部分較少,《便用》中就增加了比例。《便用》中出現了長短雜話,《纂要》中則沒有。《便用》所收録的四字話,“雅”的成分更多,更偏向於成語。所以《便用》一書的閲讀難度較高,需要使用者有一定的唐話基礎,而《纂要》的閲讀門檻較低,適合唐話初學者使用。《常話方語》《語録字義》《字海便覽》三書釋義方式大致相似,通過選擇三書中,共同詞目對比可知:《字海》和《語録》在釋文上比《常話》更為詳細,同時《字海》釋義的準確度更高。第四章為詞彙研究,首先概括總結了唐話辭書所收詞彙的概貌及特點;其次通過同義詞的個案研究,分析唐話辭書中詞語的同義觀念,包括詞語和詞語之間具有古今新舊的关系;注意到了同義詞之間的古今變化關係;將具有雅俗關係的詞語列為同義詞。并對《唐話纂要》中的同義詞進行詞義辨析,從文白雅俗和古今演變的角度深入研究。接着對部分俗語詞彙進行考源工作,最後從詞彙詞義系統的角度,通過統計和分析《唐話》中相關語義場成員的組詞數量,發現其浮動態勢與中國近代漢語文獻所統計得出的頻率相一致,這不僅充分表明了《唐話》中引用中國近代漢語文獻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同時也反映出漢文化向周邊國家推進程度之深。第五章從古籍整理和輯佚以及辭書編纂的角度闡述唐話辭書的價值所在。唐話辭書中所引書目可能已經亡佚,也有可能尚存世間,本文以《奇字抄錄》和《授幼難字訓》為例,對兩書中所引書目進行整理和考證,對中國和日韓古籍的整理及文獻輯佚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唐話辭書中存在一定量的詞彙,它們在現有文獻中較難檢索到,也未被各種詞典所收錄,只留存了某個詞目或者某個釋義在唐話辭書中,這對研究近代漢語詞彙的釋義和流變具有重要的意義。附録部分主要收録64本辭書的提要翻譯及其體例、詞目編目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