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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养老危机、城市“啃老”为代表的代际失衡现象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焦点，但以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代际关系研究却大多仍强调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关系保持反馈模式不变，强调中国传统家庭主义文化和代际凝聚力在当代的再生和延续，而对代际关系的变迁特点却鲜有揭示。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代际支持失衡问题的研究，探讨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依然保持紧密关系的“传统外表”之下，代际支持的文化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传统反馈模式相比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因为既有定量研究多以赡养行为为研究目标，所以调查样本中高龄老人比重大。与此不同，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调查地区为上海和兰州）的样本年龄范围为21-65岁，调查资料既包括被访与父母的日常互惠往来，也包括被访与成年子女的日常互惠往来，有助于揭示“交换”阶段的代际关系而非仅仅“赡养”关系。通过进行代际、地区和城乡等群体比较和多元分析，回答了以下具体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关系中是否存在着失衡的趋势？如果有，这个趋势是如何产生的？文化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研究的主体内容由三章构成，分别探讨了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观念、行为与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代际支持失衡的表现有三：1）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互惠十分广泛，但总体上子代受益更多，无论是经济支持、家事支持还是情感支持，子代总体上更多扮演“获得者”而非“给予者”；2）在既有老年父母又有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被访与子代的代际互惠更频繁，代际支持资源总体上向下倾向，这种不平衡在经济资源偏低的农村家庭更突出；3）地区和城乡比较结果显示，经济独立能力更强的城市父母和上海父母对子女的工具性付出更多，但获得来自子女的情感支持更少，他们对代际关系的满意度更低。第二，保障传统反馈模式的制度基础——家庭合作社制度和家庭主义责任伦理在当代既有延续又有变迁。从制度基础上看，中国家庭长老统治的合作社模式已经转变成一种“子代掌权的合作社模式”。研究发现，代际支持行为遵循的是一种既有利他，又有即时交换和互惠的混合逻辑。正是基于代际间的物质依赖关系不变，家庭依然主要体现为满足经济需求的合作社模式，在子女掌握家庭资源的情况下，子女会利用最低的成本满足父母对代际支持的需求。因为父母利益与家庭整体利益不再一致，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年轻一代才是最符合家庭未来利益、实现子女个人和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家庭策略。从文化基础上看，以义务和责任为本位的传统家庭主义代际观念正在发生一种“现代家庭主义”代际观的转向。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地区在保持强烈的养亲、侍亲和荣亲传统观念的同时，带有个体主义色彩和强调子代主体性的家庭代际观念也初露倪端，比如基于威权关系的顺亲观念赞同度较低，以及代际生活安排上的选择性增强等。被访对为成年子女无限操心的责任观念相对趋弱，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失去文化上的合法性，这与现实中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工具性依赖增强之间产生矛盾。而且，没有了无限责任伦理，抚育-赡养成本的不对等也就失去了获得代内均衡的心理基础。第三，当代中国的代际失衡不能简单归结为“孝道衰落”。首先，研究结果表明，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孝道衰落”，相反，青年人的代际观表现出更显著的“重老轻小”趋势。与中老年人相比，青年人善事父母的意愿不弱反强，同时更反对为子女牺牲和无限操心。其次，文化作为内在价值驱动力对代际支持的实践模式影响很有限。相比之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制度水平对代际关系模式的型塑力量更大。当前代际支持关系的失衡和代际矛盾层出，背后的原因更多在于国家制度和社会风险的结构性张力导致家庭不堪重负。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风险加大而国家福利制度建设滞后，代际间过度的工具性依赖与家庭缺乏制度支持之间不相协调，从而影响了代际关系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