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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胡适的《终身大事》通过逃离封建家庭追求婚姻自主的田女士,拉开了话剧中女性“出走”的序幕。由女性“出走”实现女性解放,而借助女性解放从而推动全民解放,是20世纪初期众多剧作的主题思想。基于此,女性“出走”成为了个性解放、社会民族解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女性“出走”,不仅表现为女性与封建家庭之间的斗争,离家之后,她们在女性解放道路上还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基于“话剧是市民的艺术”这一特点,剧作家们通常将“出走”后的女性放置在都市空间中,去呈现出她们在不同时空之下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对女性“出走”问题的分析,并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的。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者更为看重女性在“五四”时期“出走”这一行为的意义,而忽略了对女性“出走”这一问题连续性的思考。针对此“断裂”现状,本文试图分析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女性在近二十年的“出走”过程中身处不同都市空间之下的行为选择,梳理这一时期话剧中女性“出走”的历程并总结其影响,以此作为对该问题研究的补充。论文主要分为以下部分:导论部分将围绕女性“出走”与都市空间这一主题作整体的梳理;第一章主要分析在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中“家”这一空间作为封建集权的外化,对女性肉体与精神上的严重束缚;第二章主要分析资本主义时期话剧中的舞女与交际花在旅馆及舞厅中的“物化”表现;第三章主要透过工厂、女子公寓等空间,分析20世纪20—30年代话剧中的女性在面临政治经济压迫以及民族危机之时所做出的行为选择;第四章则是梳理从1919年到1937年话剧中女性“出走”的历程,以及她们给现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