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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37年间外国戏剧翻译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了催生作用。翻译剧对中国剧作家的选材、思想意识及创作技巧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戏剧翻译,不仅对戏剧翻译研究很重要,而且对话剧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这一时期戏剧翻译的研究处于边缘位置。本文的研究主题为“1919-1937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戏剧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选择”,文章遵循以目的语文本/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描述性研究方法,将多元系统理论中有关“规范”和“改写及操控”的观点做为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和其他文本类型翻译一样,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戏剧翻译决策也受到目的语社会和文化的操控。作者进一步证明,1919-1937年间的社会环境及戏剧系统对翻译剧上演中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1919-1937是翻译外国戏剧的鼎盛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戏剧单行本数量约为379。这一时期的翻译剧就其流派而言可分为四类,分别是欧洲经典戏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派戏剧。参与戏剧翻译的译者大概分为两类,他们在教育及专业背景上有所不同。部分翻译剧被搬上舞台并获得成功。上演翻译剧数量较多的剧团包括中国旅行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剧团、上海业余人实验剧团等。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翻译剧,笔者发现一些无形因素操控着舞台对戏剧文本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一时期的戏剧翻译主要有两种目的:作为文学作品阅读和作为舞台剧本上演。作为文学阅读作品的翻译剧选择反映了该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作者重点分析了舞台对翻译剧的选择,舞台的选择标准与作为文学作品的戏剧选择标准并不完全相同,相比之下,舞台更重视翻译剧的娱乐功能及戏剧创造及表演技巧。造成舞台选择戏剧文本倾向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戏剧从业者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以及特定时期观众群体的需要,外在原因主要是政府对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以演出为目的的戏剧翻译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为改译。该时期舞台上受欢迎的翻译剧大都采用改译的策略。通过分析洪深改译的王尔德剧作《少奶奶的扇子》以及朱端钧改译的戴维斯剧作《寄生草》,作者证明主要有三种因素影响着这一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意识形态及社会状况、舞台上演需求及观众期待。改译作品中出现的增删、修改及本土化现象反映了当时戏剧系统、社会环境、文化及语言系统对戏剧翻译的约束。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相比,戏剧翻译更能反映具体的时代及环境影响。SirkkuAaltonen(2002)曾把把戏剧翻译比作冰山,那么冰山顶端由戏剧文本及其翻译构成,而隐藏在水下的巨大冰块则是控制戏剧翻译行为的潜在因素。对这一部分进行研究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戏剧翻译中的决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