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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宗教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涉足其中。与宗教发展的蓬勃态势相比,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分析和阐释宗教问题时却显得有些滞后,无论是定量的统计还是定性的描述,都对宗教自身的主体世界理解不足,许多研究只是以客体的视角站在宗教之外表达着研究者对宗教的主观想象,从而导致真正具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能够触动宗教内部信众的研究更不多见,研究的薄弱和日益增加的信教人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首先回顾了宗教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各种范式,并重点剖析了这些范式在回应中国宗教问题时的一些不足。首先,以基督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理论对东、西方宗教的差异认识不足,导致其在分析中国宗教时的诸多不适;其次,作为科学主义和启蒙精神产物的现代宗教研究大多持反宗教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立场,从而在对宗教的认识上带有浓厚的时代偏见,影响了对宗教“本来面目”的客观反映;第三,为了追求“价值中立”和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者尽量避免讨论神学、哲学和宗教教义问题,从而阻碍了对宗教及其实践者的“移情式”、“人格化”理解;第四,研究者很少对“宗教自身”和“宗教实践者的表现”作出明确区分,从而无法清晰、准确、深入地认识宗教。上述问题导致现有的针对宗教的学术研究既不能在广大信众中获得较高的话语权,对他们提供认知的启迪和实践的指导,也不能为宗教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以东方宗教的代表——“佛教”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探索一种研究者既与宗教文本世界又与宗教实践者主体世界的“双重视域融合”的研究范式。即尝试从宗教自身的教义和宗教实践者的主体视角出发,对宗教进行“移情式”理解。在对宗教教义的阐释中,本文构建了以“宗教的同一性”、“终极实在”、“与神合一”为思想基础的,以“宗教目标”、“宗教律法”和“宗教实践技术”为基本要素的分析框架;在对宗教实践者的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理想型”意义上的四种宗教实践者类型,并逐一探讨了他们的信教动机、宗教认知和宗教实践方式。本文最后借助于新范式在观照宗教时所获得的新的认知,分析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流弊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宗教与社会道德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并进一步回应了在二十一世纪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使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