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末民国时期，具体来说，从1874到1949间，台湾“原住民”从“化外之民”到“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文化史，也即近代中华民族认同中台湾“原住民”少数民族身份的形成过程，可以通过分析期刊资料为主的近代大众媒体文本，进行多侧面的勾画与描述。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在观念层面反映了传统天下体系与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紧张关系，通过对“番地无主”论的否定，“番地”属于中国版图、“番民”为大清子民在近代主权国家的意义上得到确认;而这一事件在外交史当中的叙述，则成为肯定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边界”和固有空间的制度化记忆。1930年的雾社事件，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和加工，成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台湾“原住民”因而被纳入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叙事。但另一方面，象征“汉番关系”的吴凤传说的流变表明，台湾“原住民”的形象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中，仍然通过“中心—边缘”意识的作用，被看作不仅是地理上，也是文化上的“边缘”部分。而在现代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知识体系中，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建构“民族”知识的一个部分，其研究逻辑不仅来自民族认同的自觉建构意识，也受到近代社会科学知识规则的制约。与此相对照，大众传媒既是近代民族认同的表征，也是民族认同意义的生产场所，台湾“原住民”知识在其间的传播，直接反映了从“化外之民”到“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叙事、象征和情感转化。上述几个相互关联的历史侧面，印证了少数民族群体在近代中华民族认同“边界”构建和“中心—边缘”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加深对台湾“原住民”与中华民族认同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