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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迁，由此表明中国步入转型社会。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随着政企、企社的分离，中国结束了转型前的总体性社会格局，转而向多元分化的社会格局转变。与欧洲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分化并非是一种功能分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利益分化。与荭含有机整合趋力的功能分化不同，利益分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团体割据利益的基础上，其后果会生成“断裂”社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是社会资源的扩散阶段，广大社会成员成为利益获得者，然而经由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资源重组后，社会财富以不同的速度和比例分配到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剧烈变迁，逐渐形成了上层总体性精英团体与下层普通民众团体。与社会财富逐渐向上流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数量庞大的社会成员逐渐向下沉积为社会的底层，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由此产生的制度性排斥越发严重。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上下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日渐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中国转型期利益分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以职业群体为主要单位的利益团体数量增多，其权力意识与利益诉求增强。由于强势社会团体距离政治中心较近，对政策影响力较大，因此往往侵害弱势社会团体的利益，导致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加剧。总之，建立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利益团体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新兴的中国社会组织，由此生成的利益失衡与冲突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转型是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重塑新的利益格局的过渡阶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生成。有鉴于此，本文以利益与秩序作为核心变量，建构中国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以填补利益协调理论空白。
为达到此目标，本文将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将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并借用布迪厄的“建构的结构主义”方法，力图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的双向建构中，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融合中，实现欧洲利益协调理论与中国本土特征的对话，并最终建构适于中国社会的利益协调理论。欧洲转型期的社会理论成为本文参照与借鉴的对象。这是因为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已然成为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程度与速度逐渐加深、加快，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现代性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程度的加深。在现代性发展逻辑的主导下，中国与欧洲这些先发展国家呈现出了相似的发展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了借鉴欧洲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的合理性。
经济学与社会学在自帕森斯之后逐渐形成了严明的学科壁垒，即稀缺与团结或言之利益与秩序被分割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中，并呈现出对立之势。本文立足于社会学理论资源，同时吸纳了部分经济学理论，并在利益协调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展开两大学科间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了关于欧洲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的组织框架，即从利益的属性、原理、前提、实现利益协调的路径与机制等方面将利益协调理论铺展开来。在分析利益的属性时，笔者从需要、欲望与利益间的关系着笔，通过阐述需要的相对客观性与外在建构的主观性，进而剖析利益的属性。在这里笔者用利益的产生表达在人本初冲动的驱使下对某物持有的“好”的意义，用利益的生产意在揭示人的需求、欲望被建构的社会事实。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与社会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使得需求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划分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在利益协调的原理部分，本文分为利益协调的驱动力、目标以及场域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其中笔者从人的合作本能与理性两个方面谈利益协调得以可能的内在驱动力。之所以做如此划分，在于笔者将人的本能视为人行为图式中的稳定部分，有时甚至不为人所能感知；而理性则是人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主体能动性，这二者均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关键作用。利益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均与利益相关。利益是否协调成为决定社会有序或失序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益协调的目标为实现社会有序发展，而公共领域为利益协调提供了有益的、必要的制度空间。在分析利益协调的社会性前提时，笔者从制度性前提与结构性前提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制度性前提为语言、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利益协调的结构性前提为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这是转型期利益协调问题产生的社会变迁基础。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复杂分化，社会异质性程度大大提高。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进而成为社会利益协调的一个社会性前提。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主导作用的机制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国家以其权威性与拥有的强制力而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机制频频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变得越发重要；同时市场与社会机制不能忽视，它们同样蕴含促使利益得以协调的能力。在缺少其他机制的制约下，依靠单一机制实现利益协调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认知能力的提升，结合不同机制特点，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体系成为利益协调的有益路径。其中经济学倡导的混合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学所设计的非市场治理机制与社会学提出的公共领域成为实现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间融合的成功尝试。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性的全球化使得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某种与欧洲社会转型的趋同性，由此生成借鉴欧洲利益协调理论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使得中国社会转型及利益失衡问题呈现出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是决定一个国家之根本的所在。因此，只有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融入到先发展国家的利益协调理论中，才能实现中国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创新。总的说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深层文化结构的不同。中国以父权主义、集体本位与天人合一等为文化之基。二、政治背景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秩序构建前提，政治运作逻辑与政治结构三个方面。三、社会背景的不同。具体表现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差异与转型逻辑的不同。四、经济背景的不同。与欧洲依靠自发力量生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与政治竞争相结合以及强权政治主导两大特征。
比较的合法性或日理论借鉴得以可能的一个基础在于异质性范畴中的概念同质性，换言之，正是在于两者之间既有相似点又存在不同，比较的意义才得以生成。在剖析中国与欧洲社会转型的异同以及探究欧洲利益协调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得出中国利益协调理论。现对本文得出的规律性结论概括如下：
1、从现代化到基于本土需要的利益协调理念转型：转型中期的利益协调理念应由原来的现代化的发展策略向反思现代化、立足本土需求转变，所谓本土需求即在中国复杂的转型背景下，在畸形的社会结构下，社会群体所反映出来的需求，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中国深层文化理念的要求及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利益协调的指导原则：坚持大发展观的指导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利益共享原则；坚持效率、公平并重与在特殊条件下公平重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其中所谓大发展观是区别于以一国为单位，以侧重经济发展为目标，对政策制定缺乏系统研究与前瞻论证以及不加反思地接受外来强势理念的发展观，以强调实现人类福祉为责任，重视社会发展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与拉动力，系统论证政策体系及其效应，能够抵制外部影响坚持本国发展理念的发展观。
2、从单向运动到双向运动的利益协调路径转型：单向运动的提法，是相对于波兰尼所提的“双向运动”，即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国家行为与社会自我保护力下的反向行为，正是在二者的对抗与均衡过程中，从而生成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与矫治力。由此可推知，单向运动即为在单一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变迁。单一逻辑支配下的利益分配格局易产生失衡局面，尤其在市场分配机制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尤其严重。然而，虽然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重重，但是摆在中国利益格局重构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国家在进行适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而调整治理制度的同时，不能放弃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兼顾市场领域的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利益格局重建不是在单一逻辑支配下的变革，而是一种受双重作用力支配的双向运动。国家必须在“双向运动”及其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由于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往往产生巨大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并形成均衡的利益格局给政府治理提出严峻挑战。然而，在自由与公平间寻求适度的比例是一个难题，需要从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上寻求解答。只要在调整中国社会力量格局的基础上才能落实这一双向运动的建构成果。
3、从畸形到比例适当的社会力量格局转型：随着现代化进入一个寻求多种社会治理机制互相平衡的发展阶段，由此推动中国亟需进行一场以调整畸形的社会力量格局为重任的社会建设运动。具体说来，建设主导型政府。在中国较为浓厚的国家统治传统下，与政府的强势地位与全能作用相对应的是社会的弱
势与不发达，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政府承载着自身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双重任务。所谓主导型政府，并非是单位社会时期的全能政府，而是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市场与社会建设产生导向与约束作用，同时拥有建设自我和协调社会三大主体关系的能力，以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与坚持本土化发展魄力的政府。建设理性型市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市场理性还很不成熟。以此为背景，需要开展一场理性型市场的建设运动。首先，将市场经济建设置于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结构框架中，在与政府、社会力量的互动与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寻求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其二，扩展与完善经济理性，重视市场主体的培育。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结合，以及借鉴西方理论家们所建构的理性人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人。建设自治型社会。由于受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发育是极为缓慢且不健康的，存在很多问题。应当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中民主意识的广泛传播以及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传媒的发展，社会成员的权力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热情日益提升，由此产生较高的社会建设内在需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建设是不仅仅包含狭义社会的发育，更在于调整国家、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力图实现能够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结构。
4、从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利益协调主体关系的转型：国家主义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在此种全能国家下，市场与社会严重萎缩。那么此种传统下的中国社会是否适合形成法团主义式的社会格局呢？对此比较分析了中国政治社会传统与法团主义的特征。在探究法团主义在欧洲得以产生的原因时，笔者发现欧洲权利分化的传统与整合危机社会的需要构成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家法团主义正是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体制变异。由此可知，法团主义在欧洲产生的意识形态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理念。换言之，法团主义是资本主义自我修复与生命延续的表现，具有稳定社会与整合社会的实用性。中国有着浓厚的父权主义文化传统，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义将社会完全覆盖。应当说，中国这种强国家传统极其符合法团主义或者国家法团主义对强制性国家权威的要求。与欧洲社会对强国家的抵触与警惕不同，中国存在更为适宜法团主义中强国家角色发挥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此外，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突出特征为社会分化，确切地讲是利益分化，具体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职业群体间利益的分化。由此生成适于法团主义建构的基础。中国法团主义关系模型的建构基于国家对社会权力的赋予与政治地位的承认。注意政府体系内部的统一，避免分权造成的部门利益多元化，导致过于追求部门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建立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可依据职业群体划分，也可以依据不同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力求将所有社会成员规划到相应的利益群体中，换言之，将全体社会成员整合到社会组织中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重新，形成中介组织。国家要尽力实现不同社会组织间影响力的均衡，换言之，拥有不同实力的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应是均等的。为实现此目标，国家一方要扶持弱势群体，同时还要约束强势群体。为保障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良性互动与利益团体内部的公平，必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就中国目前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建设、政治改革与机制建设对于此模型的形成起到铺设作用，构成其得以建构的结构条件与制度环境。
5、从政治控制到赋权与监管并重的利益协调机制转型：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社会转型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对社会所进行的严密控制不同，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社会成员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多种技术载体，使得信息交流与观点表达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度。只有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培育适度发展的社会组织，并在完善的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向社会赋权，才是可行之道。具体说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表达与反应机制建设，在此需要注意四点。一是将其与社会建设相结合。二是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开放底线密切相关。三是注意形成利益表达与监督控制间的均衡问题。四是立足于社会成员需求，并将其与国家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国家利益相结合；协调与兼顾机制：首先制定普适性的利益保障法，运用隐秘的议程保障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建设完善、透明的制度体系，增强社会成员对制度的信任。建立利益补偿制度，培育与发展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代言组织；共享与保障机制：建设“可持续生计”的社会生态系统，努力建设授能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适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共识与责任机制：可利用各种危机、突发事件宣扬利益协调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寻求利益共识的契机。树立“社会核算”观念，建立起一整套对经济的外部性进行监测、评估和测算的指标体系，将社会发展指标纳入到社会核算之中。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结构，规避“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形成社会发展责任共担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