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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作为经济学范畴，处于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历代经济学家们对其内涵莫衷一是。财富是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财富是满足主观欲望的效用，财富是能通兑一切使用价值的货币……在马克思那里，财富是人们劳动所得的使用价值，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主体性本质的统一。财富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或每个个人财富行为选择的不同，并形成不同的财富观。 历史唯物主义确立过程也就是马克思财富思想孕育过程，马克思有着自己关于财富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马克思在对财富问题历史批判性的考察中，表达出自己对无产阶级生存论境况的深层关切和终极关怀，折射出他关于财富问题的态度、立场或价值取向，它们同样构成马克思财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基本纬度贯穿于财富问题研究和考察之中，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感性活动以及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揭露异化的财富事实，寻求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完成了向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向，从而得到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财富观，显然它是优于其它历史人物的财富观。马克思在阐发财富问题时既有肯定性认识，又有否定性批判;在历史学大框架、大视野中将货币化生活世界的经济哲学批判和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社会批判加以贯通，进行深层次的人学和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追问。因此马克思财富观凸显出“历史哲学思想和经济规律思想相融合，物的纬度与人的纬度的契合，肯定性纬度和否定性纬度相结合”的特点。 出于对当下“人们怎样看待财富、如何获取财富、如何分配财富和如何享用财富”现实之思考，考察了马克思关于“财富本体，财富生产、财富分配和财富消费”四个核心问题的认识、立场或价值倾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留下马克思关于财富本体、财富生产、财富分配或财富消费的许多独特见解。财富是什么？财富既是为人的存在，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人对他人的关系。财富作为“过剩的形式”，不仅是满足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构成，更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人与入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社会权力的生动表达。在马克思看来，财富“物质形态——货币形态——幻化形态”的历史演变图式表明财富不过是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明证，或是作为分割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财富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和意义在于它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刻寓意和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大作用。“资本”这种财富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它意味着人的主体能力提升、个人需要逐步丰富和个性得到自由解放，同时也宣告财富发展背后现代性缺憾的形成，集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拜物教意识的产生、经济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普遍性价值，并由此引发的生态灾难。 财富从何而来呢？马克思给出的有力回答是劳动。马克思关于“财富是人的主体性存在”、“财富是对个人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等思想无不揭示出“财富本质是劳动”的真理。但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创造财富还受到一定的自然物质条件的限制，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财富生产不仅是“以生命生产生命”的活动，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资本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奇迹，它将科学、分工等一切社会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并把劳动作为其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源泉。扬弃狭隘的资本主义性质，财富就是对个人所有发达生产力的占有，然而私有制从劳动者那剥夺了他的生产条件，表现为人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变成雇佣劳动。异化劳动导致人的异化，即劳动者同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同他的类本质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实质上是对他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是这一异化的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衰退。当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成为人们的唯一欲望对象，资本生产的贪婪性使得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危机之中。马克思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指出，资本生产方式产生出个人发展普遍性、全面性和个人同自己、同他人、同自然异化的普遍性并存的事实。只有私有制进行内在的自我扬弃，财富的生产劳动置于生产者的共同控制之下，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才能最终实现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撇开了生产的层面而直接进入了分配的层面，随着财富分配理论走向成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逐渐认识到，表现为生产要素背面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得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这一思想，“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三大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按照血亲宗法伦理来分配人类的剩余产品，这样的经济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在以封建宗法政治权力占主导的社会里，所形成的经济分配方式就是按照政治等级权力来分配人类的剩余产品;在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所形成的经济分配方式主要是按照资本原则来分配人类的剩余产品。人们如何分配剩余劳动产品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中，生产条件的分配构成生产的必要前提，也成为分配的前提。分配不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单纯的剩余产品分配。分配不仅仅包括产品的分配，还囊括劳动资料以及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权力和地位的分配。剩余产品的分配不过是这些生产条件分配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旨在说明分配关系中所包含的生产关系，揭示生产中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是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同时揭露了工人生产出剩余价值却为资本家所占有的真正原因。“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财富”的理论是撇开特定生产关系下的一般阐述，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剩余产品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分配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贫穷，这一切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只有扬弃私有制，才能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财富消费思想经历了从“强调生产对消费的支配地位”到“重视消费反作用”的历史形成过程。在资本生产方式下，消费已经从最初的享受性功能向生产性功能的转换，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消费只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或环节。消费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不仅仅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更体现在“存在什么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就存在什么内容和性质上的消费”。消费创造生产的需要，也创生着生产关系，工人生产出的剩余劳动产品为资本家所享有，满足其利己需求和对抽象财富的无限占有，物质生活资料私人享有是私有制生产条件下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消费悖论”:一方面抑制消费，另一方面刺激虚假消费需求。消费目的理应是个人的真正享受和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在商品交换社会，处处体现着某种交换的平等和公正，人们丧失否定性思维，制造出“人人都是平等消费者的假象”。不同于波德里亚、列菲伏尔等从消费景观现象本身出发的消费社会理论批判，马克思深入市场权力关系结构之中揭示出消费在于资本扩张需要目的。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的财富欲望之门，表征着中国完成了由传统“礼乐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中国迈向现代化发展之路。财富生产方式的变更使得财富观念发生重大转换。转型期的中国难免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致使新旧财富观念交织碰撞其间，新的财富生产实践带来负面影响，旧的文化习俗中某些因素都在制约当前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当代中国人需要一种成熟的、健康的、适时的财富观。社会主义中国在发育自己财富市场时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难免存有一些不成熟的国家层面的财富行为，这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对于新生产方式下出现的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歪曲错误的财富认识和价值倾向，对于与市场经济发展价值内核不符的传统财富认知，则需要以马克思财富观为指导，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国几千年习俗社会从根本上决定个体发育尚未充盈，个人经济活动自由受到诸多限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首要的是保护和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及欲望，这充分依赖于个人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需要等进行整体性自觉反思。投资虚拟经济成为中国国民创造财富的方式之一，对于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发展虚拟经济对于促进资金高效运行，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马克思财富观指引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是以其科学技术创新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国富民强在于每个个体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在于个人充分全面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必须允许包括劳动在内的“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市场经济，它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注入市场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注定财富“异化”的本质，社会主义中国以其制度的优越性，致力于“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一致”、“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致力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个人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达到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做到财富为人民所创，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享，最终完成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