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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杂技又是这个古国中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杂技王国”，而吴桥则被誉为中国的“杂技之乡”，享誉国内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吴桥杂技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吴桥杂技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尚属首次。
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探讨吴桥杂技的变迁，分析杂技艺人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探析吴桥艺人的婚姻和家庭，阐述技艺传承方式的变迁，论述吴桥杂技对海内外的影响等。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九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阐述艺术功能与特点、分析艺术的种类、艺术的形成、艺术与中国社会、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技术等。
第二章，介绍吴桥县的环境与地理，重点分析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三章，探讨吴桥杂技的发展与变迁，主要考察宫廷艺人的后代迁移吴桥对吴桥杂技形成的影响，以及杂技庙会形成及其功能。吴桥杂技的形成与发展，与宫廷艺人移居吴桥有密切的关系。当代吴桥杂技的繁荣，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分不开。
第四章，分析杂技艺人的婚姻与家庭，探讨艺人婚姻的特点与家庭教育。吴桥艺人的通婚范围主要有四种形式：(1)同行的杂技艺人，(2)杂技团内有关人员，(3)同乡的其它行业的人员，(3)国外的杂技艺人。吴桥艺人传统的家庭属于家长制家庭，一般是由祖孙三代组成的主干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多代同居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向核心家庭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结婚，即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甚至独生子女婚后也多与父母分居生活。
第五章，阐述吴桥艺人群体的社会构成与关系，着重考察艺人组织的功能行为方式和社会保障。传统的艺人群体都有约定俗成的各种“规矩”和“行话”，人人必须遵守，违反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或制裁。传统艺人群体的社会关系，主是师傅与徒弟的关系，基本上是人身依附关系，师傅的角色是父亲，学徒的角色是孩子。虽然有些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通过拜师或者收徒契约的确立，师傅与学徒产生非血缘关系的一种家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师傅与学徒两者都为了生存这一目的，而相互结合成了有密切关系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群体的社会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人身依附关系演化来平等、团结的关系。
第六章，分析技艺传承方式的，主要探讨自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杂技学徒的学艺生活和身份的变动。吴桥艺人的传统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傅带徒弟”，可分为三种基本形式：一是父传子的方式，二是是师传徒(包括收养子女)，三是私人组织的小型民间杂技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与海外杂技团的交流的增多，中国杂技教育也开始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道路，逐渐地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杂技教育方式，采用以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传承方式。
第七章，探讨杂技艺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主要探讨旅游业对杂技艺术的需求和杂技演出场所的变迁。市场经济为吴桥杂技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契机，杂技市场前景广阔。在许多地区，观看中国杂技成为海外游客最受欢迎旅游项目之一。1993年，吴桥县人民政府与香港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兴建“杂技大世界”，一方面确立了“杂技之乡”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杂技艺人被推向了市场化的前台。此外，杂技文化的旅游开发不但给艺人群体也给一般的当地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吴桥杂技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旅游的商业化需求与保持特定文化环境之间的平衡。
第八章，考察吴桥艺人对海外杂技界的影响与贡献，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国的巡回演出的艺人们的足迹，以及中日混合杂技团的有关情况。吴桥杂技艺人对海外杂技界影响很大，从晚清到民国，很多艺人到海外各国巡回演出。主要路线如下：一条是往北，从东北和内蒙古出境，经俄罗斯到欧洲国家。二条是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三条是从欧洲转到美洲。许多杂技艺人们漂洋过海，到异国卖艺谋生，把中国杂技艺术传播到海外，为世界杂技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的20多个杂技团体出访60多个国家，在海外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中国杂技热。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杂技艺术团体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第九章，探讨“艺人群体-当代政府-国家”三者关系的变迁，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群体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不少的杂技艺人来自民间，他们的身份是破产农民或者半破产农民。杂技艺人的地位低下，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属于“贱民”阶层，受人歧视，待遇很低，生活没有保障。新中国成立后，艺人群体才进入社会的主流，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这样形成了艺人群体与社会、国家、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
本文认为，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识。杂技是中国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保护、继承和发展杂技艺术，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各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