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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似完美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转轨中的经济发展问题。随着近几年来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的提出，体制改革和发展政策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对应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改革思路在广大的苏东和拉美地区都遭受失败。深受自由化改革之害的广大后进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基础来帮助实现追赶。 论文从赖纳特教授关于经济学中生产性教规和交易性教规的区分中深受启发。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以研究给定资源禀赋约束条件下个人之间通过交换实现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而替代性经济学教规（也就是生产性教规）则认为人不仅仅是会交换的动物，而且是具有创造力的，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将知识创造、新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等问题作为核心。西方主流经济无法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做出解释;而生产性教规则是与经济的演化发展问题紧密相联的。从生产性教规的角度出发，交易性教规简单地将不发达问题看成是市场机制不发达的结论是片面的和失败的，后进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识创造乏力、生产结构的落后和制度僵化;后进国的发展不能依靠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和最小干预国家等制度，而是一个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建设驱动知识学习、结构变革的过程。 通过对经济政策史的详细分析发现，生产性教规是与历史上后进国家的追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对不发达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家和地区追赶的理论基础。 从交易性教规出发，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演变需要的是一种促进自由交换、自由竞争和私有产权等制度。如果说我们可以方便地称之为“交易性制度”的话，那么从生产性教规出发，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演变需要的是一种以促进知识的创造、扩散与应用为目的制度，它们都与生产问题相关，因此，可以称之为“生产性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论文认为，必须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工业化这个现实问题，将中国的转轨发展现象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以知识学习驱动生产结构变革的过程，而支撑起这个过程的体制基础，则是国家驱动下的“生产性制度”建设。“知识学习”和“制度建设”也成为贯穿整个论文的基本线索。 论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六章。导论部分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背景和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做出基本的界定。第一章分析了经济分析史中以生产为核心还是以交易为核心的两种教规，指出生产性教规的本质是研究知识创造、应用和扩散，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结构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与生产性教规相对应的“生产性制度”概念并对其加以深入解释，并以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生产性制度的一般结论，结果发现，由于理论出发点上的根本差异，生产性制度无论在内容、功能、演化方式等方面都与交易性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对国家的理解上，前者将其视为经济演化发展中制度协同的一个重要环节;后者则仅仅把它看成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产性教规对后进国追赶的理解方式和在历史上的具体运用，从而得出后进国生产性制度建设的一些一般性规律，认为新熊彼特经济学的技术范式和创新体系两个概念是极为合宜的框架，以此得出:后进国家往往是以领先国家的技术创新导致的范式变革作为“机会窗口”，通过创新体系建设来实现追赶的。论文同时结合了“演化路径”分析和后进国学习的阶段性，认为后进国学习过程中将出现路径创造、路径依赖和路径破坏的三种不同情况，而不断的通过制度改革和发展政策调整实现学习路径优化和升级是成功追赶的关键。 第二章是从生产性制度角度出发对中国的计划体制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学习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集中分析了各个时期技术学习方式和国内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的变迁，认为计划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通过庞大的行政手段驱动的技术学习和制度学习过程，行政控制这把“双刃剑”在带来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窒息了经济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模式与苏东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各种看似另类和不合正统的政策和制度建设驱动了学习模式的转变和学习体制的重塑。本章也深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学习模式的实质和效率问题，认为整体上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但是在一些产业和技术领域获得了突破。 第三章到第五章则按照技术学习的难度和中国学习的不同绩效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产业——通讯设备中的交换机、轿车和半导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分析主要结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泛的后进国家通过不同的战略和制度建设追赶的背景，通过对“产业特定”（技术范式）和“制度特定”（国家创新体系）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导致这些产业成功追赶和失败的一般结论，并在比较中评价中国在这些产业中的学习路径的成因、演变和制度和政策基础。 通过对第三章的研究发现，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而言，交换机产业（以及更为广泛的通讯设备产业）追赶难度并不高，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产业的组织和制度模式。由于通讯服务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具备公共产品的特征，又事关国家的通讯安全，因此业务往往由少数甚至单个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通讯服务供应商所控制。国家的通讯监管部门和服务供应商一般通过两个方面的政策来实施产业发展意志:通过公共知识的供给来帮助本土企业克服知识上的困难;通过干预设备的采购来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问题，并影响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发展。这两方面政策的良好组合能够塑造一种“受控竞争”或“动态竞争”的产业模式帮助本土企业不断发展技术能力。这解释了法国、日本、韩国等交换机产业的成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交换器产业快速追赶的制度基础。 通过对第四章的研究发现，轿车工业的追赶难度主要是由整车开发和制造所需要的高额投入和组成最终产品所需的庞大的零部件体系所决定的，而一些关键的整车和零部件技术的发展是通过集成很多领域的新科技成就的结果。这决定了轿车工业的发展需要吸收非常广泛的知识内容，后进国家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而往往是先通过嵌入到跨国产业链中来获取相关的技术和零部件，然后逐步培养起自主创新能力的。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的经验是:首先实现对整车技术的控制再到实现对整个产业链中核心环节的控制，实现零整协同发展。拉美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在失去对整车技术控制的前提下要想发展零部件工业是不可能的，而80年代之前印度和苏联等的例子则证明在过于封闭条件下，由于无法有效吸收知识，也很难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希望建立封闭和相对独立的轿车工业体系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内通过合资方式来发展的思路已经证明既无法获得整车技术，也无法帮助零部件产业形成技术能力。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的兴起已经在整车和关键零部件技术上获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这离零整协同发展的模式还有一定差距，这正是当前的政策所要解决的。 通过对第五章的研究发现，半导体产业的高知识壁垒、高投入和非常快的技术变迁速度使得后进国家的状况如同在追赶一个难度很大的“不断移动的机会窗口”，后进国家即使仅仅想不扩大技术差距，也必须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也是很少有后进国家或地区在该产业有所作为的原因。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密集的研发和资本投入，并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利用国际知识的制度模式才能实现追赶。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发展如此之好，在于它们的政府能够帮助本土企业克服资本和知识壁垒的同时，前者充分利用了大企业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后者则帮助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效应，从而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发展政策在资本、研发、人才等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各方面都相对落后，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就具体产业的发展政策进行充分的政策学习，并在政策审批、科研组织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来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这正是导致中国半导体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 通过对三个产业的比较分析发现，技术范式对学习具有很强的影响，但是在每一个产业中，国家都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政策驱动来克服发展中的困难来实现追赶甚至赶超。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使得国家制度与技术范式相契合，并且在技术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制度基础和对政策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技术能力不断实现阶段性跨越的内在要求。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对论文的基本分析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总结了中国的改革路径和学习模式，并就将来的改革方向做了简要的分析，最后提出了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是尝试性地对赖纳特-贾根良有关“生产性制度”概念的内涵做了更深入的解释和拓展。尽管赖纳特对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两种脉络进行了区分和梳理，贾根良明确地提出“生产性制度”的概念，但他们都没有就理论的具体框架做出分析，本文的理论则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结合经济学说史和后进国经济追赶的历史，提出并论证了有关生产性制度的一般性原则及其分析框架; 第二点是结合演化路径研究上的最新成果——路径创造，并将其结合进后进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实现追赶的实践问题，认为后进国家技术学习的阶段性特征和能力积累的路径依赖性形成了根本的矛盾，追赶是一个不断对战略和制度基础进行调整以实现技术学习不断实现阶段性跃迁的过程，如果后进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有可能会导致“锁定”在低效率路径中的危险，而错误的制度改革方式甚至会带来学习路径的破坏和经济退化。 第三点是通过对交换机、轿车和半导体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产业的翔实分析，提出了特定技术范式所对应的知识和资本壁垒、技术变迁速度和技术关联程度三个方面是后进国家追赶难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从而深化了新熊彼特经济学对后进国追赶的“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的分析框架。 最后一点是分析方法上的。本文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的技术学习和发展置于广泛的后进国追赶的背景之下，第二到第五章都是通过对大量后进国家和地区追赶历程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概括、剖析，总结出决定成功和失败的关键的“产业特定”和“制度特定”因素，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中国的技术学习和能力积累的历程和现状和深层的政策、制度决定因素。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对中国的学习路径、绩效和制度特征做出更好的定位，比如在整体经济层面，通过与苏东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强调发展和结构变迁的重要性，通过积极的对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进行改革，重塑了学习模式和制度基础;通过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建设尚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导致学习和技术能力尚处于较低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