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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乎寻常的高储蓄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也是作者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作者的博士论文深入探讨了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原因，通过各种计量方法的运用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化事实展开了有力度的分析。本文的每一章的行文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1)提出问题。从现有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提出了研究主题，在此过程中对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因素上进行了分析，进而将本文的重点放在检验各种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与储蓄行为，并进行了实证分析；(2)分析问题。为了建立一个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础，每章都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总结和回顾了相关的消费与储蓄理论与实证文献，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洞察，为文章寻找到了研究的空间，文章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以及各种消费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技术、VAR，协整、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动态相关系数和微观计量方法处理数据，并在计量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储蓄与消费的特征化事实进行解析，试图通过本文的合乎逻辑的论证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3)解决问题。应用前面实证检验所得出的结论，从中国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上给出政策建议。本文由八章组成：
第一章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明确研究目标和交代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的题目是《中国高储蓄问题的部门分析：1952～2006》，本章旨在勾画一个中国高储蓄率的部门图景。文章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政府与企业三部门的储蓄率并分析了各部门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本章的研究发现：(1)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下降周期后政府储蓄率在国民储蓄中的地位已经居于储蓄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之后。政府储蓄率的下降一方面源自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源自政府储蓄倾向降低，这与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与政府的职能变化密切相连。(2)80年代中期后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预算软约束逐步“硬化”，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加大，因而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3)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迅速增长与储蓄倾向上升推动中国居民储蓄率走高。企业与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是中国储蓄在高位持续的原因。
第三章的题目是《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文章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它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得到的政策涵义是：抓住人口红利集中释放的有利时机，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成为当前经济政策的重点。
第四章的题目是《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与第一篇文章考察国民总储蓄率的影响因素不同，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从一个综合的视角着重考察了以往文献中认为对中国居民储蓄率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并对比了各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差异。检验表明：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均较好的支持了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增长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对储蓄有显著正面影响，高增长是高储蓄的原因。另外，居民储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五章的题目是《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于1995—2005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文章重点运用各种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消费(储蓄)理论检验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使用的数据是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考虑到以往研究对习惯偏好的忽视，文章从具有习惯偏好的消费函数出发考察了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原因并进行对比分析。计量分析表明：在总消费增长率变动上城镇与农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耐久性，在非耐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都呈现出对预期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城镇居民总消费变动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农村，而与此恰好相反，城镇居民的非耐用消费支出变动的收入敏感系数则低于农村。过度敏感性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非对称模式，城镇样本关于消费变动的估计支持了“损失厌恶”理论，而农村样本则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或短视假说。城镇和农村居民都表现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得到的政策涵义是：政府应当不断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打破短视、流动性约束、损失厌恶与预防性动机造成的居民高储蓄和低消费倾向，为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的题目是《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年的数据分析》。文章运用1952—2006年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使用脉冲响应函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差分解模型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具有影响关系上的近似对称性；三者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率和储蓄率Granger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为了增强投资的产出效应，应当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
第七章的题目是《中国农户消费因为研究—以山东省肥城市为例》，这是一篇运用运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就业与消费行为的文章。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首次将中国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与家庭的消费决策联系起来，对家庭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而同时消费决策似乎与持久收入假说一致这一现象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文章的另一贡献是采取多重选择logit就业概率模型纠正了以往国内研究家庭就业分析中的估计方法的缺陷。通过山东省肥城市5村311个农户数据研究了家庭持久收入和临时收入变化如何影响农户家庭的消费决策与非农就业决策。我们发现农户的消费行为与持久收入假说大体吻合。家庭将非农就业的机会主要给了丈夫，家庭非农持久收入的上升主要增加了丈夫就业的概率。而预期农业持久收入下降时，夫妻同时参加非农工作的概率上升，农户通过减少闲暇的消费来弥补农业收入负面冲击所造成的损失，并且家庭主要通过调节妻子的非农劳动供给来应对农业收入冲击。我们还发现农户家庭的非农劳动供给对临时收入变化不太敏感。因此，家庭的非农就业与闲暇时间配置是中国农户规避收入风险和平滑消费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非收入因素中，夫妻的年龄、教育、家庭的幼子与老人数量、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家庭的社会与政治资本都是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丈夫的教育、家庭的幼子与老人数量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家庭非农就业模式的选择的影响尤为突出。我们研究的另一发现是：家庭中丈夫的教育、劳动人口数量、投资、财富是家庭非农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年龄是家庭农业收入的主要因素。农户的消费行为虽然与持久收入假说较为吻合，但出自持久收入的消费倾向偏低，说明农户的消费行为较为保守。由于教育是影响农户家庭成员持久收入与参加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让农民较快的适应非农就业需求，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需对农民进行非农职业教育培训。让更多的农村青年接受中等以至高等职业教育是提高整个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的保障，这样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农户作为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其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决策发挥着家庭收入与消费稳定器的作用，这对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农村信贷市场不完善，农业保险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给农民家庭更多的选择空间，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这对于促进农村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